建昌———辽宁省最贫困的地区，记者在前往刘银忠家的途中，对其家境的贫寒已有心理准备，然而，当记者真正迈进那栋经历了40余年风吹日晒而变得黢黑发亮的老房子时，却发现记者对贫困还是缺乏想像。

　　令人心酸的家境

　　刘银忠所在的村子名叫———十八奤（音太，三声。乡下人读“毯儿”）。“奤”字本意为“说话带地方口音”，而在乡下“奤”字隐约意味着“坎坷”、“劫难”，说“这事奤了”就是意味着“这事吹了”。也许，刘银忠的家庭就是这个村名的最好诠释……

　　刘银忠的父亲存在着严重的智力障碍，母亲既聋又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叔叔除了聋哑外还患有极度的智障。当记者一行人驱车赶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乡亲们立刻将院子挤得水泄不通。

　　银忠家的房子还是爷爷留下的遗产，至今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了，这是一栋木制结构的4间老式房子，走进正门就是“厨房”了，“厨房”里摆着两口水缸、简易的菜板，灶台旁边堆着一垛秸秆，墙上挂着满是油腻的盆、勺子等炊具。“厨房”向右一转就是“卧室”，“卧室”里一铺大炕占了绝大部分空间，炕头上放着一口用棉被裹得严严实实的“酱缸”，缸上还盖了一个破旧的枕头。就是这个“酱缸”成了银忠家很多时候惟一可以吃的“菜”。屋里除了电灯之外，惟一的家用电器还是爷爷留下来的报废的录音机。

　　银忠家里惟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村里分给他家的那4亩8分地，大约可以产出玉米5000斤，按照每斤玉米4角钱计算，可以卖2000元钱，扣掉成本和农业税提留大概只能剩下1000元钱，而这1000元钱却要维持这个4口之家一年的生活。

　　高粱米饭、玉米粥加上一碟咸菜成了银忠家里标志性的伙食，在银忠家的院子里，记者看到，本来应该对称生长的黄瓜架上却只有一边长了藤，而且也是只开花不结果。

　　银忠家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上一顿大米饭，菜就是丸子炖肉，好的时候还会有一碗酸菜。1998年的春节对于银忠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和父亲买了10斤猪油准备炸丸子。丸子炸好之后，银忠把油倒入灶台上的瓷坛子中，并准备把坛子搬到阴凉处，可是就在银忠搬起坛子的那一刹那，坛子突然“砰”的一声炸裂了，里面的油洒了一地，幸好没有烫伤银忠。银忠下意识地操起勺子就舀洒在地上的油，由于天冷，一会儿油就凝固在青石砖的地上了，银忠又找来铲子，把凝在地上的猪油铲下来，放到盆中。可是铲到盆中的猪油却粘满了灰尘、沙粒，银忠看着油盆中的沙粒，觉得眼前的景象很熟悉———他想起了初中化学课本中讲到的“过滤”，于是银忠又从邻居家借来豆腐包，将油加热，然后再用豆腐包把灰尘过滤掉，忙完之后，银忠一看，损失的油还不到1/5，而就是剩下的这些油一直让他们吃到了来年的夏天。

　　与家境的清贫相比让银忠更不堪忍受的是无法与家人交流的苦闷，不但无法交流，父母有时候的所作所为还让银忠感到寒心。

　　艰辛的求学历程

　　银忠家里没有学习桌，他学习的时候就会搬一个小板凳，坐在炕边，把书本放在炕上。用这种方式，银忠一坐就是12年。

　　银忠给我拿出一个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小辞典》，这是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县里给的奖品，那一次语文竞赛他得了第一名。“这本字典给了我很大鼓励，到现在我一直用它。”

　　村里的小学只到四年级，而五、六年级则要到乡里去。那个时候，银忠已经能隐约地意识到贫富的差距了，别的孩子上学可以骑车，而他却不能。从村里到乡里，银忠大概要走40分钟，为了不迟到，他每天不等家里的饭好就揭开锅吃饭，然后盛一碗高粱米饭和一小块“豆干咸菜”装上饭盒，就匆匆地赶往学校。

　　小学的费用家里还能勉强应付，而到了初中银忠的家就没有能力负担他的学费了。1997年9月，初中开学的第一天，13岁的银忠就站在了校长马旭东的办公室里。听完银忠像蚊子一样的讲述后，校长决定每年减免他的学杂费130元。为了省下书费，银忠读初中所用的书全是向村中比自己大的孩子借来的，而他至今还从来没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初中课本。

　　初中的时候除了学习，他还要下地干活。从播种到收割到卖粮食哪一样也不落下，而让银忠感到苦恼的是，自己的父母不懂得“合理密植”，银忠不得不在父母间完苗之后独自再间一遍。

　　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银忠的学习，他的中考成绩在全建昌县排了第三名。

　　得知自己的成绩后，银忠并不是很兴奋，因为这个成绩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家境，银忠犯愁了，高中的学费每年少说也得1000元，而交了1000元就意味着家里人一年没吃没喝了。思前想后，银忠决定去找同村的一个叔叔———韩海新，他是县城一所普通高中的副校长。7月的一个上午，银忠为了求学不得不再一次厚着颜面去求人，那年他才16岁。好在韩校长答应他只要他肯来，所有的费用一律全免。

　　就在银忠准备含恨放弃重点高中的时候，从初中校长马旭东那里传来了令他亢奋的消息：辽宁省省委党校、省政府法制办正在头道营子乡开展捐资助教活动，经乡里协调，省委党校决定由员工捐款每年为刘银忠提供1600元的援助，并且一直供到他高中毕业。

　　2000年9月，银忠如愿地走进了建昌高中的校园，高二的时候学校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后又给他减免了学杂费。即使是这样银忠的生活仍然是很苦，吃的是亲戚们给带来的高粱米，银忠每天花5分钱到食堂蒸饭，再花3角钱买一勺素菜，这就是他每天的伙食，有时候为了省钱他连3角钱的菜也舍不得吃。

　　整个高中3年，银忠心中一直有个梦想———北大。“我一直有个信念，我是最强的，我所做的就是最好的。”为了这个梦想，银忠学习很是刻苦，高三的时候学校规定晚11点熄灯，而他还要等同学们洗漱完毕之后，自己到楼道大厅里去看一个小时的书，有的时候为了躲避老师的检查还不得不躲在厕所里。

　　天道酬勤，银忠高考的成绩是语文116分、数学124分、英语114分、大综合289分，并且以总分643分的成绩获得了建昌县的高考状元，这个成绩要比第二名高出了30多分。“我对这个成绩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它离北大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在报志愿的时候填了复旦大学。”“考试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可是我现在还没想明白。”

　　本报最新消息，各高校调档分数线已揭晓，北京大学百分之百录取为636分，百分之一百二十录取为633分；复旦大学百分之百录取为628分，百分之一百二十录取为625分。

　　山里孩子的命运怪圈

　　高考过后的银忠似乎轻松了许多，坐在村里的大堤上，看着这个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四处环山、绿林掩映的小村庄时，他颇有一番感慨。银忠说，他以前在“娘”家看过一个描写建昌山区的电视片，名字好像是“大山那边的孩子”。

　　银忠觉得片中上演的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果一辈子像片中那样活下去那太可悲了。”现在村子里放羊娃子虽然少了，然而打工的人却明显增加了。

　　银忠皱起眉头看着远方的大山，眉宇间皱起3道深深的竖纹，看起来像一个刀刻的“川”字。那是他上高中之后长出来的，很多人不明白一个年青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烦心事，让孩子的眉头上压了一个那么大的疙瘩。银忠给我拿出惟一一本他花3元钱买的磁带———《贝多芬名曲》，他说他最喜欢其中叫做《命运》的那首交响乐。“我不相信命运，我不相信我们这里会永远贫困，我相信我们可以靠自己改变一切！”

　　其实，这里的所有人都想改变贫困的“宿命”，只不过有的人选择了打工，有的人选择了念书。

　　离开银忠家的时候，银忠的妈妈正在村口的老杨树下乘凉，她又用那特有的方式向我比划、白眼、撇嘴；银忠的父亲坐在屋中没有出来，似乎还在抽烟。“娘”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抱着小孙子默默地跟在我身后，只是送到不能再送的地方时，“娘”才开口说“以后有空来串门”，末了又加了一句，“银忠的事，你给好好写写……”

　　“小家”不幸 “大家”温暖

　　在十八奤，村里有个习俗，“娘”与“妈”不是指同一个人，“娘”指的是大伯的妻子。银忠断奶之后一直是和“娘”生活在一起，小的时候银忠甚至一直管“娘”叫“妈”。“娘”含着眼泪告诉他，“娘”是“娘”，“妈”是“妈”，平素一直很坚强的“娘”为了小银忠不知掉了多少泪。小银忠一直在“娘”家里住到10岁，才搬回去与自己的父母同住。

　　“我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妈’，一个是养我的‘娘’。”说到这里银忠的眼睛湿润了。其实像母亲一样照顾银忠的又何止“娘”一个人呢？自己省吃俭用却给他留大米饭的姑姑；在外打工每次回家都要给自己几十块钱的哥哥；一直鼓励自己上重点，并且每年都给自己200元的初中校长；积极给自己联系特困基金的乡党委书记；每年给自己筹集1600元的省委党校的领导和员工；减免自己学杂费的高中校长；生活中无微不至关心自己的班主任……

　　银忠的“小家”是不幸的，然而他却深深地感受到了“大家”的温暖。

　　然而现在，这个孩子却面临着几年前同样的窘境：根据往年经验，银忠考上复旦大学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大学的学费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银忠想像哥哥一样出去打工，可是却又怕通知书到来的时候自己不在家反而耽误了别的事。“娘”一想到银忠的学费就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地使劲抽乡下人自己卷的烟。她实在是无能为力了，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儿之后家里就拉下了4000元的饥荒，为了省一点钱，家里连洗脸的肥皂都是她自己用猪油做的。可是她又实在不忍心看着银忠“好好的，有书不能念”，“这回你们记者来了，银忠可有指望了，你们给好好写写，那些有钱人看到了随便拉扯一把，让他能上完大学，我就省心了。”本报实习记者 可会明 摄影 实习记者 可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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