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过后，我发现我在家里的地位有了大变化。
以前，我家的那个大男人和那个小男人（我的先生和儿子）常常合伙攻击我。比如：我每天五点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窗通风，他们说我“事儿多”；我嫌公交车人多，单位离家又不是很远，好几年都坚持走着去上班，他们说我“各色”；冬天，我每个月拆洗一次被子，他们说我“闹得慌。”其实，他们连一针一线都没帮过我。最“可恨”的是，他
们经常说我有“洁癖”，把他们压迫得快崩溃了，而且人前人后细数我的不是，什么强迫他们勤换衣服，脏衣服及时洗啦；什么强迫他们用钱包，不许在衣兜里乱装钱啦；什么强迫他们刷完牙把牙刷头儿朝上放啦，等等等等。在他们眼里，我的所作所为非常多余，我是一个“非常女人”。
没想到，SARS的突然袭来，让我家里的大男人和小男人重新认识了我。当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消毒水味道的时候，当整个城市都被白色口罩笼罩的时候，他们不再看不惯我，还忽然发现我的生活习惯有些前瞻性。那天，儿子试探地问我，对未来的儿媳妇，是不是要首先考察她爱不爱干净？我回答他：“错了！首先要考察的是她敢不敢往非典前线冲。做人嘛，心里得先干净！”那个大男人听了我的话，立刻对那个小男人说：“将来，你们小家庭的卫生也由你妈管了，因为她是咱们的家庭卫生部长，有责任一管到底。”
唉！我家的大男人和小男人就这么一唱一和，刚给我平了反，就封了官；刚封了官，就开始给我揽活儿干。
不过，对他们的这一职务任命，我还是挺开心的呢。华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