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党的好干部、我的好战友王文学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挚爱的工作岗位。我与文学同志相识较早，共事较长，他艰苦朴素、谦和待人、勤奋敬业、不断进取的做人做事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学同志出身贫寒，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和人民将他逐步培养成一名领导干部的。正因为如此，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是农民的儿子。他生前工作岗
位多次变动，职务不断升迁，但他对贫困山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真挚感情却有增无减，与千百万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贫困山区群众多办事、办实事，已经成为他为之奋斗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恒久不变的人生坐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吕梁地区任地委书记，文学同志从忻州到吕梁任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凭着他在基层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吕梁地区自然生态条件差、工业底子薄、贫困人口多的现状，文学同志率先提出了发展生态农业的战略思路。在他担任地委书记之后，又主动将我在任时蹲点的临县作为自己的扶贫联系点。他每年深入临县检查调研10多次，引导当地干部群众改变广种薄收、单一粮食生产的种植习惯，大力发展红枣产业，由此带动了临县、石楼、柳林等县沿黄河的许多乡镇相当部分群众依靠红枣走上了脱贫之路。目前，红枣已成为吕梁地区的一大产业，这与文学同志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文学同志怀着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深厚感情，为解决山西的“三农”问题付出了毕生心血。多年来，文学同志边工作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凭着一股活到老学到老的非凡韧劲，在农业生产、科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思考。他对党在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勇于开拓，敢于创新。在吕梁工作期间，他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在全国较早提出并组织实施生态农业建设工程。他在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基础上，总结推广了拍卖“四荒”使用权，为贫困山区荒山、荒地、荒坡、荒滩的开发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一经验很快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担任副省长分管全省农业农村工作之后，文学同志致力于把新时期党的农村政策和市场经济规律与山西实际相结合，积极寻求和探索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可行之计，在一些事关山西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文学同志曾提出不少颇有见地的观点。他从山西水资源短缺的实际出发，提出了长抓新水源工程建设，近抓节水农业和发展有机旱作农业的意见。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面对运城粮棉主产区出现效益滑坡、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的问题，他大力倡导和支持市县两级干部带领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在推动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和快速发展方面，文学同志曾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文学同志在短暂的一生中，不仅把一串串政绩留在了他工作过的地方，惠泽当地百姓，而且在知识的积累和总结方面也颇有建树，著书立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学同志为人厚道，人品很好。我在吕梁地区和省里前后两次与文学同志在一个班子里任职，因公因私都交往甚多，相处十分融洽，友谊日渐加深。我与文学同志的住所仅一墙之隔，上下班时常见面。我经常看到他行囊随身，风尘仆仆，有时是刚刚从基层返回，而更多的情况是随时做着下乡出差的准备，很少见他有闲庭信步的时候。据我所知，下乡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和外出争取项目是文学同志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导致他把自己的生命与健康过早透支的主要原因。与文学同志一起工作多年，他那种讲团结、顾大局、明大义的崇高品格无不给周围的同志留下深刻印象。对下属，他平易随和，从不摆架子，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同事，他能以诚相待，以心相交，总是替别人着想，给别人的工作以最大的支持；对比自己职位高的领导，他能够充分尊重，直言进谏，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以崇高的人格魅力赢得上下左右绝大多数同志的钦佩、尊重与拥戴。
文学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山西农业的发展，一生任劳任怨，勤奋工作，无私奉献。他以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和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赤胆忠诚，匆匆走完了自己厚实而荣光的人生之路。他的过早离去，使党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山西失去了一位勤奋敬业、求真务实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文学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刘泽民
(山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