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传宣 陈江

　　一个号称“环保项目”的酒精厂，从“试生产”开始，就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仅3年多时间，附近3个行政村的人口死亡率比建厂前增长了1.3倍，癌症死亡率增长3.5倍以上。当地群众怒称酒精厂为“祸害百姓项目”！

　　一位老党员生前痛斥：

　　“这是在断子绝孙啊！”

　　前不久，澄迈县老城镇马村、大亭、石联、东水、文大、沙土等村委会和大丰华侨农场发出联合呼吁书，反映海南金椰林酒精厂严重污染环境，造成当地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记者当即来到距海口仅30公里的老城镇马村采访。

　　很多群众围着记者争相诉说遭受污染的痛苦：自从这家酒精厂1999年底“试产”以来，空气和水就变得奇臭无比，臭得人们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后来厂里白天不敢排污了，就在深夜偷偷排放。人们梦中被熏醒，喘不过气来。酒精厂排放的污水沾上手脚就溃烂，畜禽喝了就死掉，受污染海水养殖的鱼虾也都死光了。

　　更可怕的是，这里突然成了癌症高发区。2000人口的马村，3年多就有28人患癌症和其他重病，死亡17人。

　　记者来到靠近酒精厂的一座石头房前，房门紧闭，人亡房空。房主叫马汉任，老党员，革命功臣。马汉任的儿媳说：“公公原来身体很好。自从搞酒精厂后，白天晚上都很臭。他向上级反映说，‘办这个酒精厂对群众危害太大了，这是在断子绝孙啊！’谁知不久公公便得肝癌死了。”

　　马良的妻子王秋玲哭诉：2001年，丈夫马良和女儿马欢先后得胰腺癌和白血病死去。马良的母亲提起失去的儿子和孙女，放声大哭：“孙女死时才17岁，儿子45岁。剩下我和老伴没人管了！”

　　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癌症患者马家积，53岁，今年初被诊断为鼻咽癌，治病已花去2万多元。他说：“我本来没什么病，能吃能干。自从酒精厂搞起来后，我睡到半夜臭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总感到头疼，鼻子难受，后来被诊断为鼻咽癌。”

　　南京国电环境保护研究所曾对酒精厂排放的气体进行检测和化验，结果发现酒精厂在利用废糖蜜生产酒精过程中加入大量硫酸、磷酸和硫酸氨，因而排放的废气中含有硫化氢、磷化氢和氨气等有毒物质。这三种物质在空气中均严重超标，其中在污水处理厂(环保车间)空气中的含硫量、氨浓度超标率都在2倍以上；附近地区超标率也都在1.6倍。

　　记者咨询有关专家，他们一致认为，马村的死亡率、癌发率大幅度上升与环境污染关系很大。海南省人民医院放射治疗科一位主治医生说，环境是致癌的一个重要因素。酒精厂排放的超标有害气体和污水，会刺激鼻喉粘膜、皮肤等，肺部吸入太多的有害物质也会引起细胞病变。

　　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环境监管处负责人说，酒精废液的“处理难度很大”，“目前世界上都没有解决”。他承认，废液中的硫化氢等化学物质长期暴露和产生的恶臭有毒气体，对人体肯定是有害的。

　　“环保项目”上马的前前后后

　　据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介绍，海南省有28家糖厂，过去各家利用制糖产生的废料——糖蜜加工酒精，造成分散式环境污染。国务院提出2000年底实现控制排污总量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一控双达标”(即工业污染物排放要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的标准、省会城市和国家重点监测的城市环境空气和地区水质量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长期销售酒精的私营老板徐仕林，担心糖厂停止酒精生产，自己失去生意，便提出自筹资金兴建一个酒精厂，将全省的糖蜜集中起来加工酒精，解决分散污染问题。

　　在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徐仕林委托海南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酒精厂项目可行性报告、委托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工程研究设计所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很快做出来了；申请立项审批报告也很快变成了省政府有关部门的“红头文件”。

　　在项目审批过程中，省政府有关部门组织过三次专家评审(估)会。

　　第一次是1998年9月16日由省政府环保部门组织。评审结论中称此项目“对发展海南的制糖和酒精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次是1999年6月12日，由省政府环保部门邀请省内10个部门的18位专家，他们对酒精生产的污染治理问题提出种种质疑，并从9个方面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和建议。

　　第三次是1999年6月23日，根据省发展计划厅的安排，徐仕林又委托海南省咨询投资公司组织来了有关专家。此次评估报告认为，这一项目厂址选择合理，工艺方案先进成熟，环保、节能等方案基本合理。属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化利用项目，具有很好的国民经济效益。

　　于是，海南省发展计划厅下达文件，予以批准。

　　审批程序合法，评估结论可行，项目从审批到建成一路绿灯，1999年6月动工，当年11月就以“试产”的方式创造高利润了。

　　记者调查此案时，酒精厂已经被迫停产。为弄清“环保项目”的真相，记者找到省政府环保部门现在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一位副厅长，这位副厅长解释：当时搞这个项目是为了落实国务院“一控双达标”任务，出发点是好的。私营企业老板徐仕林积极性很高。至于后来出现了污染问题，也是正常的，因为酒精厂的污染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谁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海南省内的专家技术水平更没办法解决。

　　酒精厂老板徐仕林说，当时提议办厂，没想到治理污染难度那么大，他把整个家族的钱都投进去了，却落到如此结果。他说，除了空气中含硫化氢、磷化氢和氨气严重超标外，排放污水的COD即(生物)化学耗氧量虽然由每公升11万毫克降到了3万毫克，仍超过国家标准几百倍。假如真要我达标的话，那么每赚100万元利润就需要同时增加1000万元的治污投资，那就得不偿失了！

　　几点质疑

　　追踪这个“环保项目”上马的前前后后，记者很想采访为这个“环保项目”提供设计方案、技术咨询和参加评审的有关机构及专家学者们。然而如今却很难再见到他们的面，不是下落不明，就是极力回避，使得记者至今仍有若干疑点未解：

　　质疑一：立项依据何在？金椰林酒精厂的上马，官方说法是为了实现国务院提出的“一控双达标”目标，解决省内糖厂的糖蜜污染问题。当时，海南省糖厂年产糖蜜约12万吨，除通过传统销路出岛4万吨外，环保较好的糖厂也能消化上万吨，剩下六七万吨糖蜜，如果也销往岛外，岂不更有利于创建“生态省”？

　　然而，决策机构的思路似乎正相反——全省原来年总产糖蜜酒精2万吨左右，省政府却批准金椰林酒精厂年产糖蜜酒精3万吨；而私营老板又擅自把酒精厂设计成5万吨的规模，一年至少需要20多万吨糖蜜，形成了巨大的缺口。因此酒精厂从试产起就从东南亚源源不断地进口糖蜜。专家提供的资料显示，20多万吨糖蜜加工酒精过程的排污量，相当于一个数百万人口大城市的排污量。这样，岂不等于把“世界性难题”拿到海南岛来解决，将海南由“东方净土”变成“亚洲最大”的污染源？

　　质疑二：论证、审批了什么？参与决策的咨询机构和专家，明明知道酒精厂解决环保难题需要巨大的投资能力和科研实力，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根本无法做到，可在论证项目时，为何没有人对投资者的经济、技术实力做认真的考察？既然治理酒精生产带来的严重污染至今还是个“世界性难题”，论证、审批这个项目时对此为何只字不提？海南大学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是此项目的评审主持人。他拒绝与记者面谈，只同意书面回答。他在书面答复中写道，当时论证这个项目主要是借鉴外省的经验，“并不是海南已具备了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的条件)”，“专家组评审时一直强调解决二次污染问题，可是南茂公司(即金椰林酒精厂的前身)是私人企业，只管卖酒精，对环保不重视，不采纳专家意见，村民有意见，是该厂自吃苦果。……我的意见是，如不解决污染问题，就不准投入生产，要追查责任”。可这些意见在评审结论中为何没有见到？如今，连本想通过办酒精厂而暴富的徐仕林都后悔不已。他因投资办厂而倾家荡产，负债累累，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当初为此项目“大开绿灯”的政府官员，敷敷衍衍“赶场子”的技术咨询机构和有关专家，难道就没有任何责任吗？

　　质疑三：政府部门为何帮助企业“捂盖子”？酒精厂“试产”期间一再造成严重污染，民怨沸沸。可政府有关部门仍然批准“试产”不停，致使污染越来越严重。更有甚者，有关部门还帮腔说假话，证明酒精厂排放的污水、有害气体均低于国家标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马村群众因为污染而造成发病率、死亡率大幅度增长时，有关部门却宣布这个酒精厂环保验收“合格”了。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环境监管处负责人称，“试产”后接连发生污染事故，省里多次采取措施关停改造，监管处为此去那里不下百次，可又为何不见解决问题呢？

　　海南省人大环境资源方面的专家认为，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各级领导的“政绩”观念中，并没有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他们只是口头上“重视环保”，而实际上则一味地追求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指标，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些地方破坏生态事件屡屡发生，大多数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但却很少听说过因此而丢官的。如果在考核各级领导干部中，将其任期内管辖的地区环境质量的好坏作为硬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新华社海口7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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