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俊秀

　　本报北京7月22日电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出台，是对《办法》的进一步细化。当初《办法》的出台实际上有些仓促，《细则》则对救助管理的实施提供了一些具体指导。孙志刚那样的惨案将成为历史。”今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王作为专家参与讨论了民政部7月21日出台的《细则》。

　　针对公众“救助站是个筐，什么人都可以想来就来”的担心，王思斌教授说，《细则》第二条中说明，《救助管理办法》规定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这样就将一些在城市自由流浪工作的人排除在外了”。“另一个避免依赖的办法是限制救助的水平。”王教授说，《细则》对此也做出了规定。从收容到救助，重点在于政府理念和行政方式的转变，而不在于救助水平的提高。当时由于孙志刚案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救助站的矫枉过正。实际上从国外经验来看，救助的水平不能太高，否则会形成依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流浪人员的救助都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且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国情，也要实行适度救助，承诺得太高，难以落实，反而不切实际。现在的救助主要参照了当地的低保水平。《细则》第八条规定，“救助站为受助人员提供的食物和住处，应当能够满足受助人员的基本健康和安全需要”。“这对绝大多数正在兴建的救助站来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细则》还完善了救助的程序。在第四、五条中规定，救助站应向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告知救助对象的范围和实施救助的内容，询问与求助需求有关的情况，并对其个人情况予以登记。对属于救助对象的，应当及时安排救助；不属于救助对象的，不予救助并告知其理由。王思斌介绍说，这是参照了西方社会工作管理的“接案”。在“接案”时，首先要获得求助人的基本资料。但对求助者的身份证明不再局限于身份证，这就避免了将那些无法提供身份证，但却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拒之门外。从现在的救助程序来看，救助站与受助者之间都是本着自愿、明白的原则，双方都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原来的收容遣送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强制收容，不问青红皂白先把你弄进去。改为救助管理以后强调了受助者的选择自由，这是一种权利。但在《办法》中忽略了对受助者义务的规定，所以大家担心救助站会成为一些人的‘免费旅馆’。如果打工人员白天外出干活，晚上回来住救助站，那样救助站很快就住满了，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反而无法给予救助了。因此，必须对受助者的来去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王教授说，最后经过协商讨论，体现在《细则》第十六条的“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的，应当事先告知，救助站不得限制。未成年人及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离开救助站，须经救助站同意。受助人员擅自离开救助站的，视同放弃救助，救助站应当终止救助。”一方面起到一个甄别的作用，另一方面方便救助站的责任管理。因为既然给予救助，在救助期内救助站就要对受助人员负有一定的监护责任，对他们的活动给予一定限制，这样双方权利义务就对等了。来去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来要有个约定，走要事先声明，而且要有一个正当的去向，不能又出去流浪了，否则将导致重复救助。

　　王思斌教授最后说，现在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培训。对原来收容所硬件的改造是很容易的，难的是人，是工作人员的水平、素质和工作思维的改变。《细则》规定了一个上访途径，受助者可以有一个申诉的途径，这对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大的约束。二是民间组织对救助工作的介入。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政府介入很少，只是在制度、设备、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具体救助工作多是由民间组织中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做。“在我国民间组织并不成熟，政府管理还占主流。但社会工作正在逐步发展起来，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是社会工作实务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民间社团逐步发达的将来，政府与民间团体实现合作，救助管理可能会更加细致有效。”

　　订阅新浪体育新闻，送你皇马球票让你亲历五大球星风采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新概念英语 口语 出国考试 考研暑期限时优惠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