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潘玲娜 实习生 李娜

　　8月1日，国务院新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在这一废一立之际，记者采访了我省部分法学专家及法律工作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维护法制统一———“与现行法律相互抵触的例子还有很多”

　　湖南师大法学院副院长肖北庚教授从维护法制统一性的角度，就旧的《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新《办法》的出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实施收容遣送，无疑会有强制的内容，这就有可能违背被收容者的意愿，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问题。《收容遣送办法》的有关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行政部门这种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而我国的《立法法》中明文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来确定，不能由国务院来制定这样的法规。可《收容遣送办法》在与我国现行法律明显冲突的情况下，却长期得以存在，并被个别执法者滥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与现行法律相互抵触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仅给立法者留下艰巨的任务，对司法界和广大法律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肖北庚教授还特别指出，在孙志刚一案中，孙志刚的结局恰恰与他的权利意识太强有关。因为孙志刚强烈的维权意识和由此而生的对立情绪的产生，使得他与特权机构管理人员的对立激化、恶化，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行政相对人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向不规范的行政行为、不健全的行政体制提出了挑战，行政机构应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提高执法水平———“就算有再完善的法制，过不了执行这一关，什么都是空谈”

　　湖南师大伦理学博士生导师唐凯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这一废一立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人性关怀和法制意识。但他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旧的收容制度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新的《救助管理办法》的最终通过并施行，将革除弊端，有益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救助。但现存的问题就解决了吗？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就真的能很好地实行了吗？提高执法者的素质问题是个关键问题。就算有再完善的法制，过不了执行这一关，就什么都是空谈！”“我们有个别执法者法制意识淡薄、自律性较差，无视行政相对人的尊严和人权，他们忽略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忘了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的道理。为确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要从清查执法队伍做起。”

　　当记者提到，新的《救助管理办法》的施行，会不会带来农村人口冲击城市和社会治安等新的社会问题时，唐教授说：“农村人口向城市拥入，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存在的现象。现代化首先是城市化，对于人口的迁徙，我们不应该消极地遏制，而应积极地引导、管理。”

　　监督权力滥用———“最大的问题出在执法环节，即对行政行为、对权力缺乏监督”

　　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陈贤武律师从法律实践工作者的视野，表述了他对“以新换旧”这一转变的看法和期待。

　　他说：“原来的收容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但问题并不是很大。试问，就是在旧的《收容遣送办法》施行的情况下，如果执行人员都能够不折不扣地严格依法行政，能出现这么大的社会问题吗？所以，最大的问题出在执法的环节，要加强对行政行为、对权力的监督。”“部分执法者无视他人的尊严与自由，打着收容制度的‘牌子’滥用职权，致使侵犯被收容人员人身权的事件屡屡发生。在个别地区，收容行为甚至变相为一种‘创收的工具’，其社会危害性与‘绑票’无异。”“旧的《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让这些滥用职权者少了件‘护体袈裟’。取而代之的《救助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收容对象，强调了执法者的纪律性，这是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我们对变化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却不能盲目乐观。要杜绝类似悲剧的再现，每一个人要做的工作都有很多，这不单单是哪一个制度、哪一个环节的问题，而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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