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黄磊文慧通讯员梅智云

　　随着整治工作的深入，更多更复杂的矛盾显现出来。能否跨越这些难关并探索出前进的路径，直接关系到江汉“试点”的成败。堵与疏在江汉区民族街和平社区，为了拆除一间15平方米的临街违章建筑，工作人员花费了一整天时间。

　　两天前，和平社区居委会主任李明利给记者讲起这件事：这家户主刘求贵是下岗职工，全家就靠他在家门口摆摊过活，拆了房子他一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赶紧到处联系，在大董社区找了间房子，并承诺办好相关手续；考虑到他的摊子也摆不成了，又帮他办低保。这样，老刘终于答应让我们拆。

　　江汉区副区长魏文铭说：“拆间房子很简单，背后却有很多因素要考虑。堵的同时不能不考虑疏的问题。”

　　他又坦率地讲到了“洗车游击队”：长江日报路上曾聚集许多违章洗车点，被取缔后便转移到北湖；北湖的点被取缔后，他们又跑到了新华西路。如此反复不已。

　　魏文铭认为，办洗车点的人中有许多是下岗职工，在解决他们今后的生计问题之前，“洗车游击队”恐怕还会继续“转战南北”。

　　环境整治中，常常面临类似的难题。违章建筑、洗车点、夜市排档、占道

　　经营、暴露垃圾等等，实际上都牵涉到各种社会群体利益，往往是历史与现实矛盾的集合点。

　　如果不能在“破”的同时有所“立”，在“堵”的同时有所“疏”，不要说“标本兼治”，有时甚至连“标”都治不了。你不让乱丢垃圾，就得在公共场所配置足够的垃圾箱；不让乱停车，就须建足够的停车场。这都是最起码的要求。行与矩说起武汉人的生活陋习，许多人都摇头。比如，社区里明明设有公告栏，可不少人偏偏喜欢乱贴“牛皮癣”；上街过早，吃完便扔。加上武汉“九省通衢”，“门槛”不高，凭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就能在这里过活。南来北往者众，各种陋习夹杂，更增加了整治工作的难度。

　　尽管有关部门加大了教育和宣传的力度，但陋习的改变却非一日之功。市场经济是法治社会，必须用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为此，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提出：依法治城市，严管出文明。今年以来，武汉市相继立了一系列“规矩”：关于禁止“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通告、关于整治户外广告招牌的通告、关于加强对渣土运输车辆进行管理的通告、关于破坏花草树木的处罚规定等。

　　建立规章是一回事，让规章变成一种“自觉”却是另一回事。持之以恒，依法管理，在严管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江汉区沿着这条路在走，但路还很长。利与力江汉区的试点，试出了成效和经验，也试出了不少体制、机制上的“症结”。

　　过去，街道城管科和监察队一直是背街小巷管理执法的主力军。近年来，随着武汉市城管局体系的建立，江汉区城管局收回了街道的执法权，执法工作由局里的210名执法队员承担。但分到街里的执法队员不到30人，即使不眠不休也无法管住全区112个社区。而街道失去执法权后，对占道经营者无权处罚，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街道的积极性。

　　市容环境要达标，也主要依靠环卫部门的力量。到今年2月，环卫体系仍在吃“大锅饭”，捧着“铁饭碗”的正式工不干活也照样拿工资。加之清扫工作由各队、班（组）固定承包，干好干坏由自己说了算，工作效率无法保证。

　　街道“卖马路”一直为群众所诟病。江汉区去年曾开展大规模的拆违工作，仅在街道就拆违27万平方米，13条街道也因此每年少了1000余万元的占道费收入，不少街道干部心疼至今。

　　目前，江汉区卫生局正在筹建“阳光早餐工程”，希望配送早餐来改造街头早餐摊点。一调查，他们发现，这个“早餐革命”靠一家是搞不成的，必须得到城管、工商、环保、交管、税务等各部门的支持和协调。

　　整治环境需要合力，管理创新的意义之一也在于形成一个齐抓共管的合力，但各种力量的聚合必须排除“条条块块”利益的牵制。

　　利顺才能力足。冲破局部利益的羁绊，方可步入有效管理的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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