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片断：做医生的人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25日09:31 工人日报天讯在线

　　编辑手记：医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生存状况是怎样的？

　　一场突然袭来的“SARS”，让每个人的生命都一下子面临着生死考验，这时的医护人员真的成了“天使”，受到空前的敬仰和爱戴。当我们对“SARS”的邪恶深感恐惧的同时，也开始关心医生的生活。

　　为此，我们专门组织了整版关于医生生活的报道。结稿时作者告诉我，中国太大了，农村、城市、厂矿、海岛，同是医生，但做医生的感觉却因地域不同而极为悬殊。大城市的医生、山村卫生员、个体执业者、厂医，都是做医生，面对病患，却境遇不一。作者说，医生眼里的病人，医生眼里的医生，职业本身和医疗卫生制度，在一个公共卫生意识还没完全建立起来的社会中，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视角和选题。

　　本版立足“人”的角度，还难涉及医疗制度的改变，但现行医疗制度对医生生活和职业心态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过无论怎样，此时此刻，我们会因非典带给我们的震惊向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乔友林：关注群体健康大卫生

　　如果不是SARS，我们对公共卫生仅有的常识就是接种疫苗，或某些部门的卫生大检查。

　　此前，国内仅有的几家医学院的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生，迫于生计改行或找不到工作的大有人在。SARS给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以重击，也使我们意识到，涉及全人类的大卫生不是自家关起门就可以轻易摆平的小事。

　　乔友林说：“临床医学针对个体患者进行救治，公共卫生则寻找致病原因、确定流行因素、控制传播途径、针对疾病作群体防护。”

　　高大的乔友林有着纯北方血统，他说话做事爽爽快快，还带有他生长之地重庆的特色，他先后在成都、昆明、大连、美国、北京度过其医学生涯，丰富的专业和人生阅历，让他知道自己该追寻什么，该放弃什么。乔友林的医学梦想是“解除病人的痛苦”，回顾20多年的医学专业学习与实践，他欣慰地说：“我努力了，也做到了，我很满意！”

　　根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走遍万水千山的乔友林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环境医学博士后，又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并被聘为该所正式研究人员，他放弃了优越的科研环境，选择了回国，应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他曾在农村插队，知道中国还有许多缺医少药的贫困地区，是尚待开拓的医学荒原；穷困的患者需要好医生，他选择了接受挑战，更怀着拳拳报恩之情。他说：“定居美国，我只能按美国的需求去做；在中国，我可以把我在中、美两边学到的知识全部用出来，为国民健康服务。”

　　乔友林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高效率的工作表现在同时进行6项癌症流行病的调查研究和人群防治工作，近年，先后在云南个旧进行矿工肺癌职业病调查、山西襄垣、阳城县筛查子宫颈癌、河南林县食管癌早诊早治和人群预防研究，曾在一个多月内9次往返于北京与河南林县现场，夜间乘车，白天工作。常常是今天从现场赶回北京，忙完会议或教学，明天又赶回现场。曾有一次，由于海关的公文旅行还未结束，现场普查急需的试剂不能保证供应,他急得亲自赶回北京，下了火车，胡子都没有刮就直奔海关大楼,被感动的海关人员，给予了妥善处理。

　　这位48岁的攀登预防医学珠峰的健将级人物，回国后最深切地体会到做主人的成就、安全与踏实感，目前，他是中国癌症流行病研究领域的决策性人物之一，正为“建立中国恶性肿瘤防治研究数据库”而忙,同时还参与负责制定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2003～2015）制定“中国癌症筛检及早诊早治技术方案”，这些规划和技术方案将指导中国人预防与控制恶性肿瘤的工作。

　　他说：“在癌症防治领域，美国的目标是‘2015年消除癌症死亡对公众的威胁’，对?泄窖а芯空呃此担罹嗪艽螅褂行矶嗍虑橐觥！?

　　流行病学是公共卫生的主要学科，涉及的领域较多，气候不好可能发生人群流感，环境污染可能导致地区性疾病。

　　北京SARS肆虐期间，乔友林曾两次去美国开会，下飞机后得到一张黄卡片，被告知：如果发烧或有呼吸困难，请打电话。他说：“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能很快找到病源，切断传染。”乔友林指着一份去年美国曾发生一例重症非典病例的报道对笔者说，一名妇女发病死亡，有关方面迅速收治与之密切接触的7例病人,隔离了70多人，就平息了这一传染病危机。

　　他说：“SARS期间，我国曾出现村民断路的报道，这是千百年前人类对付瘟疫的方式，因为不懂科学，将呼吸系统传染病的防范扩大化，有的地方甚至发展到给汽车轮子消毒，不仅制造精神恐慌，更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

　　宫颈癌发病率居全球女性恶性肿瘤第二位，我国每年有新发病例约10万，占世界新发病例总数的28.8％，且呈低龄化趋势。不久前，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也死于此症。乔友林对此深表遗憾，他说：“如果这位病人早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可以治愈。”

　　正是乔友林领导的我国宫颈癌防治研究，使宫颈癌成为人类通过多种方法全面预防和根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这项成果使他与美国科学家同时分享“第四届国际多学科大会———宫颈癌全球预防战略”颁发的“欧罗金国际奖”。

　　乔友林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为贫困地区癌症患者筹集资金，使他们能及早得到检查、诊断和医治。他与国外科学家共同申请到比尔·盖茨基金会资助的———“全球多中心宫颈癌快速筛查技术与预防研究”。在这项历时五年的课题中（2003年～2007年），他领导的中国课题组得到了160多万美元的资助。

　　无论树长得多高，枝叶伸得多长，都离不了它扎根的土地。乔友林常忠告他的研究生：“你们要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回中国做人。”

　　小李：农村医生还是“老三样”

　　村里发生矿难，他路见不平，写信给我；接着，又陪着死者家属来京上访。于是，我认识了这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小伙子。他接受我的采访后，又细心地把一些有关农村医疗政策的文件寄给我，说：“这些或许对你的报道有用。”

　　已经是晚上9：30了，我的电话过去，李红伟的妻子说：“停五分钟，他给人家打针去了！”

　　小李的家乡在河南省济源市王屋乡铁山村，在小浪底水库上游30多公里，曾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山区，但近半个世纪持续采矿，使村子周围的山区已满目疮痍，村子的环境也岌岌可危。

　　“医生门前过，拉着屋里坐，当时没有用，是个冷热货。”在小李家乡，医生在农民眼里是比较有地位的职业，当医生的，大都有家传。小李的父母都是农民，他学医纯粹出于偶然。

　　一次进城看同学，同学指着对门的河南医科大学劝他：“你应该出来读书。”家里东拼西凑了四五千元钱，1995年，小李顺利地从河南医科大3年制专科班拿到毕业证。如果再借一万元，他就可以进郑州一所卫生学校，从此脱离农门，命运或许将改写。因为是独子，家里还有欠债要还，还要给父母养老，小李自信回家开业，能很快把钱挣回来，也不比留城差。机会擦肩而过，回忆起当初的决定，他感到自己的年轻和不更世事。

　　事实上，在农村开业糊口是没有问题的，挣钱却不易。他所在的村有千口人，方圆三四里地，有三位医生，虽然已开业六年，他仍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医生。这一点，让他很谦虚，他说：“我感觉自己还像个学生，不愿意更多地想钱。”看病时，小李尽量少用药、用便宜药，对穷人能少收钱就少收，甚至不收钱。妻子说：“你这样挣不到钱。”

　　在他之前的农村医疗曾经有过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时代，对他来说，那已是很遥远的事了。

　　近来，学历成了困挠他的心事。当年上学和毕业时，学校和市、县都认可他的学历，但最近报考执业医生，却被告知：学历不被承认，没有报考资格！他说：“我的文凭现在连卫校的都不如，他们还能参加与正常的职称考试。”小李所在地区，有上百位开业的农村医生，他说：“农村里40岁以上没有经医学专业培训的医生还很多，我毕竟还正规上了学，国家总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吧！我不想有一天，连行医的资格也没有了。”

　　在农村当医生，仍是听诊器、温度计、血压计老三样，主要看点头痛脑热、痢疾、胃病等常见病。村子里五六十岁的人一辈子没做过体检，他想为他们每年做一次心电图，全面体检一次，但被告知：只有执业医师才能买心电图等仪器，农村医生不能购买这些大件！小李说：“上级机构也许会认为，用先进的检测仪器会加重农民负担，其实，如果科学使用，对农民的利大于弊。”他举例说，村里一位中年妇女初来就诊时，说自己是哮喘病。小李给她检查，发现心脏有杂音、心律不齐，就介绍她到市里做心电图和X光，被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小李说：“前后看了多位医生，误诊20多年，花了多少冤枉钱呀！”

　　小李说：“农村医生更新知识太慢，三五年之内根本见不到最新医学成果。”他每年花200多元订一些医学杂志，他说：“远香近臭，总有爱琢磨事儿，爱钻牛角尖的，如果你说的跟城里医生不一样，他一定认为你错了。五官科、眼科都要了解，不能被人问倒。”

　　有了一岁多的孩子，每个月的收入仅四五百元，经济条件不允许他有更多的想法，但农村落后的医疗环境，使他进修求知之梦更强烈了，他说：“希望我的孩子将来离开农村。”

　　记者问：“你眼里的农村医疗是什么样的？”他说：“目前的农村医疗以治为主，一旦生病，最多开两天的药，贵了承受不了，稍有起色就挺过去，不想再花钱。对群众宣传预防知识太少，环境卫生意识太差。农民由于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局限，要他们接受预防观念的难度很大。”

　　庄德霞：当医生的感觉真好

　　石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海岛古镇，岛上的石屋老房被七十年代到这里写生的画家称为中国的“巴黎圣母院”。追溯历史，这里曾是抗倭海防前线，70年代又成为军防前线，真正知名是2000年被宣布为东方第一缕太阳升起的地方，小庄每天早上4：30就到迎接第一缕太阳升起的山头晨跑，他说：“空气很不错！”

　　算起来，庄德霞的家族在石塘镇行医已有四代人了，但他到没得什么祖上真传，而是自己投靠亲戚参加贵州中医学院3年正规学习，这个开始连普通话都说不利落的浙江学生刻苦努力，令老师另眼相看，甚至希望他毕业后留黔，但他不习惯外地的生活，拿到毕业证就回了家乡。1999年，他顺利地考取了执业医生。

　　我问：“当医生的感觉如何？”小庄说：“看着把病人治好了，当医生的感觉真好！只是，现在药太贵，如果允许私人开业，公平竞争，病人可以减少20％的药费。”

　　不仅仅是我，连这个行医多年的医生也奇怪，“为什么物价局把出厂价只有15元的药定到75元一支？”他说：“差价的暴利对大医院也许行得通，但在小地方不行，我们医院都主动降价，否则病人看不起病。阿齐霉素，政府定价60元，卫生院降到40元。”

　　在石塘，私人药店很多，而小庄所在的镇医院却不卖药，我问：“为什么？”他说：“外面药店只要赚点钱就卖，比正规医院要便宜得多。”

　　浙江人的勤劳数中国之最，在石塘，我感触最深的是没有游手好闲之辈，即使八九十岁的老人只要能动都自食其力，洗鱼剥虾也能赚钱，极少依赖子女生活。

　　小庄主要看儿科，当地快节奏的生活表现在如果孩子生病了，父母都希望尽快治愈。由于缺乏常识，相当多的家长认为用药越贵效果越好，这种误解使医生常常违背常识开药，小庄说：“如果孩子高烧，医生不能很快帮他退烧，家长就会认为医生水平不行。”尽管知道抗生素用多了副作用明显，但要留住回头客，医生还得用贵但生效快的抗生素，他说：“这些孩子的抵抗力明显下降，一二周就会发烧感冒。”比较起来，他的女儿抵抗力比同龄孩子要强，他说：“我从不给她用抗生素，最多吃中药，她很少生病。”

　　多年前，我曾在小庄的诊所里看到出海前一些渔民总要来打一些营养针，如氨基酸、白蛋白、脂肪乳等，这样动辄花费上百元。他说：“现在还这样！一出海就二三个月，工作环境艰苦、劳动量大，他们相信这些药很管用，保健品也卖得很好。其实，不问药性进补，效果并不好。”

　　两年前，根据当地的政策，他开业5年的私人门诊归入社区医疗范畴，他被吸纳进入石塘镇红十字社区卫生服务站，收入职称、学历、工龄计算，比过去少许多，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其实，如果政府投一点资，是可以把医院办得更好的。但他所在的镇红十字卫生院除了医生们自负盈亏，没有人来管。”

　　最近，他上下午班，从下千5时到第二天早上7：30时，比起自己开业要辛苦，每天骑着摩托车15分钟到单位。石塘人、外地人都有，一天要看30多个病人。

　　朱鸿九：治病更要治“心”

　　医学专业是最苦的专业之一，医学生都知道，虽然5年苦读，如果毕业5年后不再进修、继续学习，所学知识技术就已过时过半，但在厂企业职工医院，进修难度很大，一是全国性、省级大医院不好进或进不了；二是即使去学了最先进的技术回来也用不上。越知名的医院进修费收得越高，而进修医生不过是廉价的打工者，每年的进修费都是医院一笔不小开支，医院当然要细算这笔账，但进修又与医生的职称挂钩，种种问题，让厂医有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高不成低不就，悬着的感觉。

　　做内科医生的时间越久，朱鸿九感到医生能给病人的帮助越有限，尤其面对绝症病人，她心中常升起一种莫名的无能为力的悲哀。

　　在企业医院干了快十年，小朱终于轮到进修。为这事，没少把亲朋好友动员起来开发全国的关系网，最后联系到上海一家知名的大医院。她很幸运，厂里准许她去了。

　　她说：从上海学习回来两年多，我感觉自己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在上海，小朱觉得对职业的无奈感有某种积极的改进，病人有文化，你可以告诉他一些积极的方法应对病痛；或者，大医院的医疗条件能让医生的技术精进，也能给病人更多一些帮助。她感叹，“在上海接触的医生都太优秀了！”

　　中国医疗机构分布不均，能够在一个企业的医院当医生，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作为内科医生，她所在的医院能为病人做的最多是开些药，这很难说明医术怎样。厂里的人来来往往就像一家人，找医生看病，如果被告之“不用吃药”，一定会得罪人，觉得医生不负责任，他们很看重医生的药方，希望得到好药、贵药。

　　在上海，她说：“有一位老太太来看病，我对她说，你不必吃药，回去学学芭蕾、跳跳舞就会好的。病人文化水平高，很配合，很好沟通。”她吃惊地发现，简单的心理调节和安慰，有时效果比吃药好得多。她说：“不同地域人们文化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太大，做厂医就不能这样。”

　　仅仅半年，上海之行，改变了她的人生。此前，她从没离开过贵州。与同龄人相比，她顺利地考上大学、毕业后分到当地知名的铝厂医院，并在此安家。一切都顺其自然，她没有更多的想法，对生活很满足。

　　过去的她是个蒙昧单纯的医学生，上海之行，让她顿然开悟，她不再被动地接受别人观点，变得有个性，她开始学习按自己的喜好选择生活。

　　对家人来说，最直接的感觉是过去衣着朴素，从不打扮的小朱，现在穿着上十分重视品牌时尚，每期《时尚》杂志都不落。

　　对于金钱，她也有了重新认识。开始时，她不明白为什么实习生争着抢着要去门诊，有位西北来的医生甚至放弃了回家，干脆在门诊当起打工医生，帮医院正式医生顶班。到她的实习要结束的最后一个月，分配她从病房换到门诊，那个月，她挣了一万元。对于每个月只有千元收入的她来说，这是医务生涯中一个天文数字。她开始明白人们为什么争着抢着做门诊医生了！上海人崇洋，喜欢进口药，“其实北京等地的国产药又便宜质量又好，但上海人不认，这到合了药品推销商的胃口，每天坐镇医院———医生开出一盒药就有高额回扣。”

　　实习期间，她思考最多也最困惑的，是医学院5年学习在厂医院能用得上的并不多，而进修心血管，回去不可能做心脏移植手术，最多开点心脏病的降压药。每每看到病人对医生期待的神情，她感到最需要进补心理学，她说：“医生需要的不仅是医疗技术，更重要的是对病人心理的关照。”

　　王鲁平：干“临床”心里踏实

　　生长在军营红大院的王鲁平，在南京军区做了23年内科大夫，1991年，随丈夫转业回到他的故乡北京，她的理想是做儿科医生，但命运却让她到了北京安定医院，一家创建于1914年的大型精神专科医院。

　　领导分配她担任医院的人事科长，她说：“一般人也许会理解为领导信任，在我眼里是一种淘汰。如果是一个精神科专家，不可能让他去做行政工作的。”

　　53周岁时，王鲁平重回一线，做临床大夫。她说：“这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选择，否则就来不及了。”

　　这一次，她选择了一个全新的医学领域、深入到一个特别的社会群体中：在中国药物依赖治疗中心，用美沙酮以小毒替大毒，帮助吸毒人群递减毒品用量，最后达到戒毒的目的。

　　王鲁平说：“我对戒毒比较感兴趣，吸毒往往引发并发症，既适合我的专业，也能学到新的东西。”

　　中国药物依赖治疗中心是一个自愿戒毒所，病人进来后，自己决定住院时间。多次住院的病人，甚至自己知道用药量。6位医生，24小时轮班，负责每天近200人的门诊流量、及十多位住院病人的戒毒治疗。

　　抱着“多喝一次美沙酮、就少吃一次毒品”的想法，王鲁平想以心换心，改造自己的病人。谈起一年多的临床感受，她说：“这是个问题人群，挺令人失望的，其中有偷窃者、黑市买卖者、社会渣滓，他们不会像普通医院的病人那样，懂得回报，而更像在利用医生”。

　　他们初来时，戒毒者心情迫切。但难以戒除的心瘾，使戒毒者充满了焦虑，急躁情绪，使他们又会很快放弃，复吸率近乎100％。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戒毒者每次复吸，都很后悔，他们在复吸与戒毒的矛盾痛苦中挣扎着。

　　一位27岁的年轻人多次自愿戒毒，却又一次次复吸，父母的失望、焦虑可想而知。王鲁平开导他们说：“谁都不希望他复吸，但也不能保证他不复吸，要站在他的角度更多地理解他。”她对那个年轻人说：“你在最难的时间要跟父母讲真话，自己克服不了，就让他们来帮你。”她说：“这孩子做到了，从去年到今年，由每天2克到现在已2个月不用了。”

　　笔者看到，戒毒医院内外都有专人查岗，大铁门上着锁。在这个特殊的医疗环境中，医护人员与病人交往有着严格界限，医疗关系止于此，出了门，医生与病人碰上形同路人，彼此不打招呼。

　　笔者采访那天，一个戒毒的女孩子见到她，问：“王医生，今天是您值班呀？”她说：“对呀，看到我你有什么感觉？”那女孩说：“我挺高兴。”愿意交流的王医生说这话时，笑得很开心。

　　来这儿的病人极少向医生敞开心扉，问诊时，王大夫常常要问病人第一次吸毒时的感觉，她说：“只有一个年轻人准确地描述了真实感受：快感足以征服恶心呕吐的痛苦感觉，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贪婪吸食毒品，而绝大多数人都回避了这一点，只说恶心，想呕吐。”

　　一位曾出入多家戒毒所的吸毒者，又来到中国药物依赖治疗中心戒毒，王医生已给他用药了，可他还嫌少，吵着要加大剂量。他先是说自己写保证书，证明此用药与医生无关，见软得不行，又趁护士不备，偷走一把刀片，以割腕自杀相威胁。娇小的王大夫不示弱，她扑过去，边说边镇定地与这个90公斤重的大男人周旋，最终从他手里抢下了刀片。

　　王鲁平是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人，她觉得40岁是自己生命的重大转折，她说：“孔子说，40而不惑，我40岁以后才对人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开始理解。”那一年，她偶然读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10种中国传统启蒙教材，她不胜感慨地说：“中国人不了解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是悲哀的，如果我早早就读这些书，那将是另一个样子。”

　　（来源：陶映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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