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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采访缘自最近一期《南风窗》杂志刊登的一篇特稿。文中披露：江西省修水县上衫乡是个穷乡。现这个乡正被死亡阴影笼罩着。几乎每个月都有人因矽肺病死亡。截至2003年初，上衫乡矽肺患者就有399人，这些患者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在乡金矿干活时得的这种病。患者有的已经撒手人寰，活着的也无法下地劳动。现在，上衫乡矽肺病人已有40多人死亡。江西省职业病研究所所长预言，10年以后，上衫乡将成为寡妇乡。

　　7月15日上午8点20分，本报记者来到了距修水县城约60公里的上衫乡采访调查。

　　文／本报记者 杨学文 鹿鸣

　　习惯死亡

　　塔头村是进入上衫乡的路口。记者一下班车，就有十几部“摩的”围了过来。记者正与摩的司机讨价还价准备“包车”前往上衫乡时，在马路对面加油站替人打工的朱群虎也跑了过来，听说我们此行是采访矽肺病，他说：“我就是，我们村就有不少”，并主动要求带我们去各村矽肺病家庭采访。

　　朱群虎是上衫乡塔头村8组的村民，今年才30岁。7年前，他是上衫乡第一批检查出患上了矽肺病的100个村民中的一个，与他一起检查出有矽肺病的人中，已有21人陆续死去。而随后两批检查出的226人中，也已有24人相继死亡。也许由于“同病相怜”，他几乎熟悉全乡每一户有矽肺病患者的家庭。

　　修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上衫乡更是穷乡僻壤。但如果你不知道矽肺病这事，现在你到这里看一看，你根本不会相信它穷。路上穿梭的摩托，路边贴了瓷砖的楼房，再加上青翠的山、清澈的水及大片已经泛黄的稻子，即使近40度的高温也挡不住的美丽，你会羡慕和赞叹这乡村的繁华。

　　朱群虎说，这些楼房大多数是村民在金矿里挖金时盖的，“但谁能想到要以生命和一生的痛苦作代价呢？”上衫乡自从1987年发现了金矿，当地村民就开始了群采，但在1996年7月，该乡第一个村民死于矽肺病之后，村民才开始了恐慌。现在死的死了，活着的也有不少正在丧失劳动能力，路上不少摩托就是这些还不严重的患者为了外出，贷款买的。

　　要是当时懂得一些防护措施就好了，朱群虎叹息说，其实这病并不难防，只要用水钻就行了。谁知这病一发生，就无治愈办法，而且死亡率极高，潜伏期长达20年。到了晚期，肺部硬化，常常缩成鸡蛋大小，呼吸不畅，患者就在这种状况下等待窒息死亡。

　　谈到死，在上衫乡无论患者与非患者，大家都无所顾忌，言谈举止之间还颇为轻松，就像在谈别人的一件遥远的事。7年了，看到一个个人死去，他们在无奈中已接受了死亡。

　　杨家村的朱国华平静地躺在床上。旁边的沙发上，妻子和三个孩子轮流陪护他。从当地的渣津医院回家后，今年只有43岁的他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朱群虎说：他很可能成为上衫乡第50个死于矽肺病的人。

　　从去年5月12日，已查出矽肺病Ⅱ＋的朱国华就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全身乏力。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能够坐起来，只能躺在床上。虽然，医疗费陆续用了1万多元，但病情还是一天天地加重。现在，原来有60公斤重的朱国华已瘦得不到30公斤，大腿、小腿只剩下了骨头，胸部的肋骨也一根根凸了出来，而扁扁的腹部却还凹了进去。医生说他的肺部已听不到声音。因为全身消瘦，他的头颅显得特别硕大。他不停地喘着粗气，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但尽管如此，在记者进入他的房间后，他还是试着努力坐起来，但他似乎又马上意识到了不可能，因此对记者还露出了抱歉的笑容。

　　死归死，但没死前生活还得继续。朱群虎说，大家都已经麻木了，不笑，难道还要整天哭吗？像朱国华这样在家里等待死亡的，“今年全乡至少还有5人”，朱群虎说。

　　残缺的家

　　在去王家村的路口上，有一家猪肉店铺。一位年轻的妇女正忙着用纱罩将没卖完的半爿猪肉盖起来。屋里的泥炉上，一只熏得黑黑的瓦罐里，正在熬的中药“咕嘟咕嘟”翻滚着，浓浓的草药味在店铺里弥漫。

　　这是福湾村村民朱宝华租的门面，在店里操刀主持的是他34岁的妻子樊小红。自从朱宝华进入矽肺病Ⅱ期后，往日只在家里做做家务、连地也很少下的她，现在不但要抛头露面，而且还要操起砍肉的刀，并以此来维持全家的生活。

　　朱宝华说：让女人干男人的活，是没办法的办法。同他们一样，被矽肺病改变了命运的，还有分散在全乡各村的500余个家庭。

　　王家村7组的吴生林、张雪英夫妇共有4个儿子，但老三吴备战、老二吴水金已经因矽肺病分别于1997年、1998年死去。两位老人现在要抚养吴水金留下的二男二女4个孩子。

　　4个孩子中最大的是吴芬芬，今年14岁，王家小学六年级学生。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正领着弟弟妹妹围着一个肮脏的水坑拆洗一台电风扇。邻居说：芬芬很懂事，不仅要帮奶奶烧饭，还要洗全家的衣服。孩子们的穿着在乡村显得很时新，这还是两年前妈妈在外地打工回家过年时给他们买的。最近这两年妈妈再也没有回过家，偶尔打电话到邻居家里，吴芬芬不去接，也不让弟弟妹妹去接，“谁让她不管我们”。吴芬芬说，有一次听见妈妈在电话里哭，她也跟着哭，但就是不跟她讲话。

　　与孩子们不同，张雪英老人对儿媳没有半点怨恨：儿子走了，她挑不起这副担子，我们不怪她。

　　儿媳是在儿子吴水金死了4个月后走的。张雪英说，那天天还没亮，她就听见4个孩子在齐声大哭，等她起床过去一看，才知道儿媳悄悄走了。5年了，她只回来过一次，寄过1000元钱回家。她到底在哪里打工也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她已经在外面找了人有了新家。

　　在问到孩子的学习费用时，张雪英说，政府给他们免了学杂费和书费，暂时还读得起书。但等我们老了，他们正好长大，那时就不知道谁来管他们了。

　　姐弟4个身上都挂了一个“护身符”，一枚一元和一角的硬币穿了一个孔，串了根红线。吴芬芬说：“这是外婆给我们做的，外婆很疼我们，每个星期三都接我们过去吃饭，还烧肉给我们吃”。

　　与这几个还不知道忧愁的孩子相比，在上衫中学读初三的吴婧婧只要提起爸爸就会大哭一场。张雪英说：这是老三吴备战的女儿，她爸爸死后，妈妈又“招了一个女婿”进门。

　　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正是特别需要父爱的时候，虽然继父对吴婧婧很好，但她总觉得“他是个陌生人”，有了心事的时候，她宁愿抱着父亲的遗像在门口坐一会。

　　两个媳妇一个改嫁，一个招了女婿，张雪英老人不但没有责怪她们，反而为她们有了归宿感到安慰，儿子死时的锥心之痛也渐渐平息了，但对孙女、孙子未来的担忧却让已经60岁的老人寝食难安。

　　福湾村1组的何金兰现在是户主。丈夫朱洪金已经去世了6年，她仍然独自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带着3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和87岁的奶奶。

　　丈夫去世时留给她一幢没有盖完的房子，他死后又获得了1万元赔偿金，但偿还完欠款后只剩下不到2000元现金。

　　何金兰说：丈夫一走，就像塌了天一样，这6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最初的时候也想过改嫁，但这么多拖累想找一个也很难。现在，“已死了这个心”。

　　何金兰一个人种了4亩田，除了用牛要请人耕之外，插秧、割稻样样都得靠自己一个人上。尽管如此，她家的收入还是十分微薄，田是种一季，吃饭人口又多，如果不是这些年政府给免了农业税，一家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

　　她最担心的还是三个孩子的上学问题。虽然政府早几年已经免除了孩子们的学杂费、书费，但零花钱、买笔买本子加起来还要200多元。今年6月，15岁的儿子朱雄军初中毕业了，高中就没法上了，因为政府只管九年制义务教育，此后就得自己交学费，而因为穷她只有让儿子辍学了。

　　不过朱雄军倒很懂事，他不和妈妈争吵，默默地把贴在墙上的读小学和初中时获得的奖状一张张撕了下来。望着小小年纪的儿子满怀心事，何金兰说，等明年他能办身份证了，就可以跟人出去打工了。而正在读初中和六年级的女儿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初中毕业就意味着失学，她怜惜地搂住两个女儿对记者说，已经5年没给他们买新衣服了。

　　期待新生

　　塔头村的朱明亮4月21日从南昌拿回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单，虽然他早有思想准备，但Ⅰ＋的结果还是让他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当地，他是一个不错的木匠，但现在已不敢接木工活了，准备“多吃营养，注意休息”，思想上的负担也很重，至今没敢把检查结果告诉在外打工的爱人。

　　今年4月，他和村民自发组织去南昌的职业病医院检查，结果又有175个Ⅰ＋以上的患者被查了出来(未经职业病防治部门鉴定)。

　　前三批患者通过向当地法院起诉，已全部获得8000元至1万元不等的政府赔偿，但1万元左右的赔偿对于救治一个矽肺病患者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说每次洗肺费用须1万元以上(洗肺只对初期患者有些效果，而且须洗三次以上才可减缓病情)，光一年的吃药费用上万元也够他们受的了，原来开采金矿挣的钱早就填进去了，何况那些还亏了本又得了病的村民呢？

　　尽管如此，一些有能力的村民还在拼命地自救。去年朱群虎就到南京的一家医院“洗肺”，上衫乡像他这样的人也只不过7个。朱群虎说：他现在的目标就是拼命赚钱，再做两次“洗肺”。而吃千金藤寺片的人也微乎其微，因为200多元一盒也只够吃半个月。其他的患者也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熬些中药，他们总希望能侥幸病愈，虽然他们心里明知这不可能。

　　县乡政府也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在给予他们补偿金的同时，还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如免除农业税，减免子女学杂费，办最低生活保障等等，以照顾矽肺病患者家庭。

　　上衫乡党委朱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县政府几乎为全乡所有的矽肺病患者“买了单”。但全乡当初有上千人参与采矿，如果长此下去，本就贫困的县财政又怎能支撑得住呢？

　　在谈到当时金矿十分混乱的情形时，朱书记也感到十分痛心：矽肺病虽然无法治疗，但预防却十分简单，只要改干钻为湿钻，再坚持戴口罩作业，基本上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由于管理者的疏忽，村民自己也缺乏防范意识，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

　　现实的难题是尽管县乡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这些患者，大多数矽肺病患者也已倾家荡产来进行自救，但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死亡和贫困的威胁。“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我们这500余人全部死了”，朱明亮有些黯然地说。

　　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要活着。我们希望，在医疗技术还未有所突破前，会有社会的力量来给他们临终的关怀，并帮助那些破碎家庭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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