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7月2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推出检察官“选审制”后，接待了第一个自选检察官的申诉人，为配合“选审制”，该院还推出了“公示制”。申诉案件的承办检察官个人情况、收案、立案时间、申诉须知等当事人关心的情况都在展板和网站上公开发布，充分实现检务公开，让司法更加透明化。

　　正方 陈枫

　　“选审制”的实行，将抗诉中的检察官的选择权赋予当事人，这是一种便民意识的体现。在通常的情况中，检察院办理申诉案件时都是以书面审查为主，这就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书面申请不能充分反映当事人的“受委屈”之处，检察机关对书面申诉状的判断不一定准确，这给检方决定是否抗诉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当事人对不是自己亲自选定的检察官不一定信任，可能对办案检察官产生不信任感；由于不知道谁在办案，认为在“暗箱操作”，增加了司法的信任危机。

　　保证司法公正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程序的正义，程序正义的一个方面就是以透明的方式进行。“正义要得以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透明行政是我们目前行政领域的呼声，透明司法、透明检务也日趋成为我们对于司法机关的要求。在检察官不和当事人接触的情况下进行抗诉等活动，从实体上讲，可能并不存在任何瑕疵，但由于这种活动建立在一种不透明之上，当事人对于检察官的活动就存在这样那样的疑问，很容易导致司法信任危机。而且当事人对于检察机关是应当进行监督的，但如果并不清楚到底是哪个检察官的话，这种不知情的监督就缺乏可操作性了。

　　对于司法的信任危机，许多学者认为言过其实，但从现实来看，这是毋庸回避的问题。一些当事人对检察官不信任，所以非得通过送礼的方式来达到对司法的信任。甚至还有“宁愿相信黑道，不愿相信司法”的现象出现。这些直接降低了司法权威。

　　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对于人民法院生效的错误判决提起抗诉，在这个维护司法公正的过程中，同时又代表了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自选检察官，增加了他们和检察官之间的沟通，信任检察官的同时也就及于整个司法。这有利于当事人对检察官的监督，以确保检察机关公正司法。

　　反方 周士君

　　作为被纳税人供养的各类公职人员，积极主动增强自身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是对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推行的“选审制”，就在服务层面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检察院毕竟不是医院，不可能像医院一样为患者服务得越周到越好，更不可能仅仅以群众的满意度来体现自身工作业绩。故而，选审制虽有助于透明，却未必有助于公正。

　　首先，检察官与申诉人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检察机关既没有自己的利益，也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其代表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如果认为申诉人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充分，就应当依法终止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才能向法院提出抗诉。所以，检察官与申诉当事人绝对不是简单的服务与享受服务的关系。哪个检察官负责哪个申诉案件，应从工作需要和需不需要回避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而不是由申诉当事人说了算。

　　其次，选审制还可能妨害另一方申诉当事人的利益，最终影响司法公正。因为，选审制照顾的服务对象仅仅是申诉当事人其中的一方，另一方的权益就难免被忽略甚至受到伤害。

　　再者，选审制有可能助长“无理缠讼”。时下，确实有不少当事人认为检察院受理申诉后，就应“包打官司”，站在申诉人的立场上为其讨回公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法律规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负有提供支持其申诉主张或申诉反驳证据的义务，当事人不积极向检察院提供相关证据的，要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选审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当事人误以为只要选上如意的检察官，检察机关就应负责调取、收集相关的证据，从而将自己的举证责任一律推给检察院。

　　因此，只注重透明而忽略公正的选审制，还是缓行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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