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莹 本报记者 谢念

　　人类面对疾病一次次由恐惧到征服的历程，可以为我们今后征服各种新型疾病的努力带来鼓舞

　　“换了以前，这一切完全无法想像。”

　　熊萍一把抓起老望（化名）的左手，仔细查看并询问他的身体情况。

　　老望50多岁，是贵州省毕节地区毕节市大坪子（麻风病）医院的麻风病康复者。但由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后遗病症，过去一段时间，他一直在服用院方提供的药品。熊萍，毕节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科科长。

　　除了老望，还有另外七八名麻风病康复者也一字排开，悠闲地坐在医院大院，与熊、其他医务人员以及记者近距离地面对面。疾病使他们中的好几个手、脚、眼睛等部位神经炎坏死，看上去有些恐怖。

　　麻风病康复者们的身旁，一个老式医用消毒罐已经废弃，锈迹斑斑。大坪子医院院长邹名赤指着一座同样已废弃的砖结构岗亭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病人还被隔离在远离医院生活、工作区两公里外的专门区域接受治疗。医务人员必须全副武装穿上防护服，通过两道隔离门，才能进入隔离区。出来时，又必须全身消毒。其防范之严密，丝毫不亚于今天人们对SARS的反应。”

　　对于大坪子医院，人们更习惯称呼为“麻风村”。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贵州省卫生、民政等部门相继在全省各地一些边远村寨建立了58个县级“麻风村”，以对麻风病人进行就近强制封闭、隔离治疗。

　　与突如其来的SARS相比，麻风病属于“老资格”。作为一种慢性传染病，麻风病几千年前就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肆虐。我国古医书《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

　　近年来，新发病例以云南、贵州、四川、湖南、西藏等中西部省区为多，其中云、贵、川3省新发病例占到全国的1／3；而在贵州，毕节地区又占了全省的大约一半。

　　按照我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2000年底，我国已经总体实现了“现症病人占总人口10万分之1以下，近5年平均发现率占总人口10万分之0.5”，也即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有700余万人口的毕节地区，连续好几年的新发病例也不过四五十例。

　　至2001年底，贵州省累计发现病人27654例，累计治愈18726例，未愈现症病人985例。全省有44个县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标准。

　　医务人员防护服的脱下和病人隔离区的撤销是个象征。相距大坪子医院数十公里的毕节地区撒拉溪麻风病医院，甚至已有3位麻防人员与麻风病康复者结婚生子。周围居民也有50多位姑娘相继随康复者远走高飞。

　　同属毕节地区的另一个“麻风村”———黔西县新村（麻风病）医院，更像是个“桃花源”般的自然村。104名麻风病康复者拥有200多亩土地，数十年连家属已发展到46户、250余人。他们的子女与村外人员通婚已不是少数，其村办小学也与周边其他小学彼此接纳对方生源。

　　上世纪90年代，犹如所有的行政村，新村“麻风村”开始在县里指导下，由村民投票选举自己的村委会负责人。医院的党支部，则有了3名活跃的康复者党员。

　　熊萍所在的部门，眼下承担的一个重要工作，是麻风病的社会防治。所谓社会防治，又称家庭防治、开放防治，即在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尊重病人的保密要求的前提下，不改变其所处的家庭、人际、社区环境，施以开放式治疗，而不再将其送入医院隔离治疗。

　　“换了以前，这一切完全无法想像。”1980年参加工作即扎根大坪子的邹名赤感慨地说。

　　“我像被打下了十八层地狱，周围一片冰山”

　　麻风病的病原体是麻风杆菌。严重的麻风病人，有的嘴脸歪斜，有的两脚残疾，有的双目失明，甚至两手伸出，指掌全无……

　　穿过大坪子医院背后的一片灌木林，山腰上兀立着一幢破旧的石瓦房。在这儿，阿祥（化名）独自一住10余年，已是皱纹满面，白发如霜。

　　阿祥本有个幸福的家。他曾是当地有名的万元户。而厄运，突然降临。“1985年，阿祥的右手开始浮肿、脱皮。医生劝他到麻风病医院去检查，他死活不肯。最后，是‘麻防’医生主动找上门来。”熊萍至今还记得：“阿祥当时提起镰刀追我，说我乱诊断，坏了他的名声。”

　　“很长一段时间，我像个疯子，门不肯出，人不想见。医生从窗子里把药递进来，我又把它摔出去。躺在床上，饿了就抓生米吃，直到动不了，医生才撬门进来，为我送水送饭送药。”当时，巨大的社会压力让阿祥觉得生不如死。“乡亲孤立我，亲人远离我，孩子在学校被同学骂为‘癞娃儿’。我像被打下了十八层地狱，周围一片冰山，感受不到一丝温暖。”

　　熊萍承认，当时，自己心里其实也对麻风病和麻风病人怀着强烈的恐惧。

　　1987年，阿祥作出了痛苦的决定：主动与妻子离婚，让她带着家里全部几万元积蓄和孩子，打工避走湖南。1989年，实在再难以忍受白眼的他来到了大坪子。

　　10余年过去了，尽管3个子女都在省外大学毕业、成家立业，却不敢接他安享晚年。直到前年冬天，儿女们才背着各自的妻子或丈夫，相约前来看了阔别多年的父亲一面。

　　“现在，人们一提起SARS，就充满着畏惧，但过去，对麻风病的恐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撒拉溪医院副院长王宝仁说，“很长时间，撒拉溪的鸡蛋一分钱一个也没人买，车辆过往撒拉溪都要摇上窗子，外地的旅馆一看到持撒拉溪身份证的人就拒绝收住……”

　　《毕节县志》还记载了以前对麻风病人“轻则被逐出乡土，撵进深山老林，重则被活埋，烧死或抛入深坑”。

　　“麻风村”里的孩子，普遍入学偏晚。“主要是父母怕我们年龄太小受歧视。”19岁才从撒拉溪镇中学初三毕业的小永（化名）说。小永的爷爷、奶奶均为麻风病康复者。

　　正是在无可奈何之下，1991年，患病前原是教师的新村村民王兴全将村里10多个失学的孩子聚在一起，创立了“生芳自立小学”。2001年，告别患病的父母、隐姓埋名在外读了10多年书的汪彬回到新村，“生芳”终于有了第二个老师。

　　“科学最终会让人类笑对SARS”

　　“为了找到麻风病的病根和最佳治疗方案，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作了长期艰苦的探索、攻关。那些因为麻风病而失去宝贵生命、健康躯体的人们，都是人类在与这一疾病的反复拉锯中付出的沉痛的、却又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人类一次次由被疾病征服到反过来征服疾病的历程，或许，可以为我们最终征服SARS、艾滋病等新型传染病的努力带来鼓舞、提供借鉴。”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牟鸿江说。

　　在贵州“麻防”史上，撒拉溪医院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摇篮地位。1931年，德国籍女传教士苏宽仁途经撒拉溪附近的赫章县七星关，从当地人枪下救出了两名正要被杀戮的麻风病人。此后，她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出资在撒拉溪建起了麻风病院。

　　这是我国最早治疗麻风病的专科医院。苏宽仁的博爱精神一直传承至今。

　　“令人忧虑的是，在麻风病社会防治过程中，大多数病人要求保密，这说明了偏见依然存在。”熊萍说，要解除人们几千年的“恐麻”、“歧麻”心理，绝非旦夕之功。这显然增加了隔离传染源的难度。“比起麻风病肆虐的年代，今天，决战SARS，无论是可以依凭的科学基础，还是外在的社会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科学已经让凶狠的麻风病低下了脑袋，相信将来，科学同样最终会让人类笑对SARS。”牟鸿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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