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马金瑜

　　晨报讯：“连中学的同学都打电话骂我，有的骂很难听。昨天，我工作的‘好医生’网站在北京的总部也打来电话，问是怎么回事？”

　　7月27日，站在记者面前的周伟峰显然情绪很不好，脸上的笑容退去了，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到7月29日记者发稿时，周伟峰收到的责骂的电话依然不断。

　　《一个医生论非典型改行》的报道是本报是于7月25日刊发的，第一个电话是这一天10点打来的，是周伟峰一年多没见的中学同学，“在报纸上看见你了，周伟峰……我觉得你是吃不了医生这份苦，逃跑了！”

　　一位大学同学甚至在电话中说：“周伟峰，你傻了吗？还把真名实姓照片全登在报纸上，你想找骂吗？”这是首府某医院的一位大夫。

　　接下来的电话，有医院的、卫生厅的，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怎么回事？”爱人的家人甚至也打来电话：“你到底是不是‘逃兵’？”

　　“我想说，我不是‘逃兵’，我只是很想借这个机会替大夫说几句心里话。”周伟峰声音并不高，但依然是坚定的，有力的。

　　记者：有读者认为你就是因为害怕，逃跑了，持这种看法的甚至还包括你的家人和相处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可以说他们对你的辞职，以及通过媒体站到大众面前来的行为，是很不理解的。你现在怎么看待自己呢？

　　周伟峰：我认为自己不是，而且我认为自己的辞职与非典没有本质的联系，我并不害怕。我只是觉得医生这个职业高风险、高责任、高奉献，压力太大，而且我这个人也有点坐不住，我总在想，我的才能是不是还可以在其它方面施展呢？

　　记者旁白：几天来，周伟峰的生活很不平静，他和他的家人都因为我们的报道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接受了采访，并同意公布真实的姓名和照片时，记者曾多次问过周伟峰：“可能你会成为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你不担心吗？”他说，如果更多的患者能因此理解大夫，他自己做出这一点牺牲也没有关系。

　　周伟峰告诉记者，公司有明文规定，任何人有损害公司形象和名誉的行为，立即开除，在采访前，周伟峰是知道的——他很可能会因此丢了辞职后的第一份工作。但他没有退缩，在背负了重重骂名之下，还是反复说：“很感谢你们报社，也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替医生说几句话。我不后悔站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周伟峰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勇敢的人。

　　记者：你对你现在的工作满意吗？如果真的因为这篇报道丢了这份工作，你会后悔吗？

　　周伟峰：我现在虽然没有当医生，但我所工作的网站是卫生部科教司、中华医学会以及各专业分会指导下成立的专业医学教育网站，目前为止是我国惟一一家综合类继续医学教育网站，并有权授予国家级一类学分。可以说，我做的行业仍然是为医疗事业服务的，我很高兴。如果我真的不能再继续做这项工作，我觉得还是很可惜的。当然我也可以去找其它工作，但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份工作。

　　记者：这两天我收到了一些医生的电话，总的来说，他们感觉你的话道出了他们很少有机会说的话。

　　周伟峰：谢谢同行的理解和支持，相信他们也有很多心里话想说。我说的还远远不够。我只想恳请广大患者和家属对医生工作者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支持，多一些关心，相信医生，配合医生，使医患关系更加融洽和谐。如果我的努力是有点作用的，那么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记者旁白：北京市医师协会有一项统计结果显示：从1997年到2001年6月，仅北京就有2742名医生离队。而一个最普通的住院医师，他从学医到从医的成长至少需要七至九年的时间。周伟峰的困惑可能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存在。 医生，这个让人爱恨交织的职业

　　口述人：热依汗

　　身份：新医大 五年级学生

　　我很想说句心里话，其实当医生很难，当一个好医生更难。我实习所在科的医生，做一个手术从早上9：30到下午4点，手术前只喝了一袋牛奶，就一直撑着。他一下手术就赶快去查房，一个病人问他：“你早上怎么不来？怎么不管病人死活。”这位医生是个好脾气，他什么也没说，检查完就走了。一会儿功夫，他又因为要处理急诊上手术。连饭都没来及吃一口，而且手术还不知道做多长时间。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医生，不可能有高额的回报，只要人们能理解就心满意足了。

　　口述人：阿迪力

　　身份：新医大一附院急救中心内科大夫

　　抗非典的时候，医院组建发热门诊，我报名了，第一个夜班就是我值的。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病人对我说：“你们大夫也够危险的，不容易啊！”这句话普普通通的，差点让我的眼泪掉下来。

　　在急救中心工作的6年里，我忍受了许多人的无礼谩骂，心里真是很委屈。我也是人，我也怕死，我才30岁，我也有灿烂的青春和生命等着我去享受。我从小立志当一名好大夫，可是站在离死之最近的地方就是我的生活，我的职责。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得到社会的理解。

　　口述人：赵立（化名）

　　身份：新疆建工医院医生

　　三年了，我都没有回过阿克苏看父母，有空就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一回家，病人交给谁管呢？印象最深的是去年12月31日，夜里一个老人突然病危，他的孩子和亲戚说：“抢救不过来就算了。”我当时听着很心酸，但我没有放弃，忙碌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八点多，老人醒过来了。

　　我回到办公室，听到外面的鞭炮声，才知道是新年到了。想起父母，我的眼泪忍不住滴到了桌子上。

　　本报《一个医生论非典型改行》的报道发表后，有许多读者打来电话，谈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部分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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