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药界的“开心”震荡(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11日02:44 石狮日报

　　2003年5月31日，以“开心人”命名的一家民营药店，在上海杨浦区开张迎客。

　　时隔50天，2003年7月21日，上海有媒体刊登出这样标题的报道：《本地降价药店爽约，数百名市民失望而归》。文章如是开头：“‘开心人’到上海，把原本捂得牢牢的药价撕开一条口子，然而本地药店的降价之举却一拖再拖。昨天原本是国大药房蒋家药店露面的日子，但这家离开心人仅1000米的本地降价药房，并没有如约开门，令不少闻讯前来的顾客失望而归。”媒体将“没有如约开门”，描绘得很具体：“铁将军把门”。在同一支笔下，没有开门的原因表述得也简单：“独缺开业令”。对于“缺开业令”的原因表述得也简单：“降价药店10天前就提出开业的申请，但至今没有答复”。

　　简短的报道，内涵是多重的：开心人药房已经成为上海药界的地震之源，本地同行已经作出回应，只是这并不以“开心人”命名的市场经济动作，还没有得到行政批准。如此情景，很像有人出了张试卷，必须答题的人已经握笔在手，而大脑还囿于苦苦的思考。

　　22日上午，记者到开心人大药房，采访总经理梁永强。梁总经理昨晚刚从南昌飞抵上海。

　　扔进“药界现行体制”

　　的一块石头

　　开心人大药房的办公室，就在门店的楼上，几块蓝色的隔离用板，将这里“规划”成几个区域。采购、财会、会客，似都在这里进行。还有前来应聘当营业员的女青年，也在这里的嘈杂声中填写表格。空调严重不足。一切都在显示着事业初创之期的烦乱。

　　梁永强进门，示意我“到里面坐”。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个围起来的“角落”，既挡不住四周他人的说话声响，也挡不住燥热的气浪。我与他的对话，在与药房“同此凉热”的氛围里进行。

　　记者：梁总经理，开心人大药房在5月31日开张的时候，我们周刊的摄影记者雍和到这里拍照，已经开发在刊物的《两人影话》栏目里。我也写了文字，现在我带来了，请你看看。

　　永强（以下称梁）：喔，我还没见过。

　　（读《拎着菜篮买药》的第一段文字）“写下这个题目，自己就觉得别扭。有老话在此，缺啥别缺钱，有啥别有病。有病就得吃药，吃药就得花钱。天底下谁都不愿意生病，哪有一边吃药一边开心的事情。只是凡人都有病，不得病的是神仙，是菩萨，是孙悟空。药是人必吃的救命丸。事情在于，现今很多药都挺贵。这里说的开心，不是讲生病开心，而是指药的便宜。”写得对。

　　我今年35岁了，看上去将近40岁？显得老了吧，忙的。我是1969年出生，1990年参加工作，就到国有药房。简单地讲，到现在，国营药店、合资医药企业、上市公司、民营公司，药界的“四大金刚”都干过了。最早在国企，干了两年左右，我就离开了。我觉得，这个国企药房的发展，照现行的套路走，不行。个人按老套子干下去，也就是有个活，但也仅此而已。改革开放了，我这么年轻，总不太甘心吧。

　　卖药这个职业是管人命的“行当”，国家有一个牢固的制度管着。但在现实当中我还是看到了非常矛盾的一面。有的地方对药的研发、对如何“正规、正当”地卖药，好像不多考虑，反而有的人对当药房官非常感兴趣。管药就是管钱，里面“道道”多了。

　　踏上工作岗位，当初想法就一直很多，用今天的话概括地说，就是感到“药要回归”，回归到救人这最根本的道理上来。卖药也要赚钱，否则自己吃什么。不见得我卖药，就得自己吃药。但是卖药的，得有个根本的人道前提。现在的药价太高了，老百姓负担太重。开心人药房是直接从厂家或大型批发企业进货，直达消费终端，省略中间环节，药价得以下降。

　　记者：从媒体上看到，你是在2002年的8月31日在南昌开出了第一家开心人大药房。报道上讲，好像立即有“各种势力”联手操作，反击“开心人”？

　　梁：有这事。南昌当地媒体都报道了。你的文章里也都写上了：“这吃药的是开心了，那开药的可就有不开心了（当然不是全部）。药便宜了，可被‘绕过’和‘躲开’的各种中介（官方的民间的，合法的非法的，明的暗的），会善罢甘休？这平价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平价药房可是断了那些高价药房的财路啊。凭经验可以断定，这是要有几番‘浴血奋战’的。去年，开心人大药房在南昌开业，有200多家供货商迫于压力，最终撤货。国家价格协会等部门还联合到南昌协调。”

　　记者：我这是从网上和资料室报纸上查来的。我对“?壹鄹裥崃掀渌棵诺侥喜鳌闭庋幕埃芨行巳ぁ?

　　梁：在去年的9、10月份，江西媒体上有关开心人大药房的讨论很多。后来国家价格协会来协调，政府也非常关心我们。从江苏省调到我们江西来的常务副省长、南昌市委书记吴新雄，还特地到我们这里来表示支持。“开心人遭受阻击”的情况，反映到上面，领导思路很开放：一是要查处幕后操纵阻挠者，二是要严厉打击非法阻挠者，三是肯定和支持开心人。领导有句话说得我们心里很热：有反映，江西有几万从事医药行业生产和销售的人，开心人“闹”得他们效益低了，甚至下岗了，怎么办？但是，我们整个江西有4千万人要治病吃药。这是4千万人与几万人之比，这个公式在说，我们应该怎样对这件事情进行基本估量？是让4千万人能够吃上好药，吃上比较便宜的好药重要，还是一时地迁就某些现行体制，不触动一些人重要？

　　道理简单，产地、效果一样的同一种药，市面上为什么卖两个价钱？怎么就只能就高不就低？毛病出在哪里？老百姓就是吃高价药的命？既然开心人能够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其他同行也应该能够按商品规律办事，在商品经济面前人人平等。上级领导的这些精神，当时立即就在南昌行业内层层传达、落实。

　　记者：我以为，开心人药房是砸进中国“药界现行体制之水”的一块石头，掀起阵阵波澜就是这块石头的功劳。至于后面，后来者是谁，是否与你开心人合作，还是不与你开心人合作，甚至开心人因为自身什么问题以后“弄”不下去了，那都是另外层面的事情。今天的高位药价，已经到了一定会有人“扔石头”的时候，不是你就是他。开心人药房这个现象比药房本身，更拥有社会性质的意义。

　　梁：商界没有必胜和长胜的事情。在南昌，在我们后面已开出好几家不叫开心人的降价药房。不是计划经济了嘛，开心人不能“计划”别人的“名字”。人家的孩子，人家自己取名。我现在的任务是开好上海的这家药房。

　　“现在上海政府的思想非常开放”

　　记者：下一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选择上海，为什么选择杨浦区？南京路、淮海路，都进不了你的眼眶？

　　梁：作为生意人，哪个不想进上海？不想进上海做生意的人，就不是好的生意人。

　　过去，谁都说上海人小气、难弄，吓得人不敢来。我想来，就得与上海人打交道。其实啊（作激动的手势），上海人非常好办事情啊！

　　我到上海来办开心人药房，而且成功了，就凭三个条件：一，我在南昌的开心人药房成功了，有本省领导和有关职能方面的政策性支持，态度鲜明。这是有政策方面支持的成功先例。二，我规范操作，遵守游戏规则。这是指两个方面，坚决接受医药监督部门的监管，严格按照药品要求，手续完备，保证质量；再是资本运作正常。三，有杨浦区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区政府在开展“为老百姓做实事”工程，不安于现状，坚决打破常规。我跟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商谈，很顺利，互利双赢。有政策，守规矩，开心人就这样走进了大上海。

　　具体地说到在杨浦区选址，我有两个考虑。杨浦区在上海是“边缘”地区，杨浦区的商场上有点“动静”，对整个上海来讲，好像震动不会太大。至少不会像南京路、淮海路那样震动大。记者你应该明白，我是不愿意在刚进上海的时候，就引起太大的反响。柜台还没摆稳，房子倒先地震了，我外来做生意的，经受不起。先落下脚，再慢慢来。二是，杨浦区过去是个工业区，普通工人多，相对于上海人的生活指数，他们的生活消费要低一些。杨浦区特有的这个消费比较低的群体，就是我开心人药房比较大的顾客群体。药品“便宜”这两字，对他们有吸引力，更有号召力。那些停满轿车的高级白领区域，大概不会是我的主打地域。他们是要高级权威医生和进口药品的。

　　我有个感觉，现在上海政府的思想非常开放，倒是下面有的人没有政府脑子开放。政府早就知道药价太高，要把药价降下来，医药行业内的人也知道这个药价“里面的花样”，不太对头，可就是没有人思想解放，胆子大一点出来“打头阵”。我是将上海政府让我进来办开心人药房，看成是对我的鼓励的。你的《两人影话》末了有一句话：“惟一遗憾的，这家药房是外省人领的衔，不是我们上海人。”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自然，在杨浦开店，资本金也会小些。基本思路有了，其他就好办。现在药房的这个地方，楼盖好有年头了，5楼朝上是住家，1到4层的商业用房一直空置着。

　　记者：药房资本运作的情况如何？开张两个月，你的药价比市面上要低，那就问一句“笨话”，上海开心人大药房的账面上是“红”的吗？

　　梁：不，账面上绝对不是红的，不是赤字，有赢利。具体的不多说了，用一句套话：在预计的理想状况之中。至于运作资本，我现在与上海一家公司合资，上海公司是搞房地产的。

　　计划供应体系和“一己”

　　的赚钱平台

　　记者：你的这个药房，要是在5年前，开得起来吗？

　　梁：绝对开不起来。我开心人药房走进大上海，已经两个月了。除去上面讲的政策支持、操作规矩这两个大原则，其实还有个行业性的具体时机问题。像开心人这样的低价药房要做成功，需要很多客观的先决条件，比如：一是在医药生产领域里的竞争，已经非常充分。这个“充分”，首先当然是生产量的充分。如果说，药还是供不应求，还是哪个药厂一家独大，这个领域里没有竞争，那么在终端销售门店的竞争就是无源之水。二是社会物流的高度发达。要是运输不发达，那个产品还只能局限于当地产当地销，如果要运出去，费用又很高，即使走向市场也走不远。三是从事这行业的人，比如是我，你的流动资金要充分，厂家有药，物流也便利，你得有资本来做，否则也是白搭。四是要有社会专业人员的参与。医药毕竟是有强烈的专业性质的，不要说假冒伪劣不行，真是好药给人吃错了也是不行的，人命关天。现在的医药人员的流动已经比较松动了。光有上面的几条还不行，要有个大前提，就是医疗改革的广泛推行。在单位可以报销医药费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这个药房存在的必要。而现在全国都在逐步地推开了。这些条件，在2000年前，并没有都具备。而现在，在医疗改革、医药生产等诸方面都在进行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性变革”之后，那么原本“栖身”于两者之间卖药的这个体系，怎么办？

　　记者：我看到过这样的报道，从一家药厂产品出厂，到柜台共有9个关卡。给我的感觉，这9个关卡似是官方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国家规定的必须的销售途径，不可少的。也可以这么说，这基本上依旧是胎生于计划经济的那套供应体系。但是，现在这套计划经济胎生的体系，有些却衍变成为一单位或一己的中介赚钱平台。

　　梁：药品是个特殊商品，在改革开放以前，医药生产和销售体系非常严谨。这是为了保证药品的医疗作用和治疗成功。那时候一系列的供应渠道，也是铁定的，你上报计划，今年要多少什么药品，上面汇总，再一级一级地拨下来。（记者回应：这就是严格的“戴帽供应”）一点错不得，不会多，也不会少。药品供应渠道和队伍稳定，而且权威。过去我们听说过多少在医药界赚昧心黑钱的事情？不多，那是因为不敢，要死人的，那天地不容。

　　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如果说，计划经济是用看得见的政府部门的手在调控，现在的市场经济是用看不见的价格的手在进行调控。其实，严格掌控质量和疗效的原则，两者是一样的，不会变的。只是，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转型期”，操作过程充满了不规则的复杂性。整个医药的供销渠道，在质量必须监控的前提下保存了下来，而实质上在具体运行的时候，又层层加码，以牟取单位或个人的利益。药价太高的毛病根源就在这里，过去是“供应系统”，现在是“中介平台”，都要“收买路钱”，雁过拔毛，过一个门槛就得交钱，以致过某一个人就得付费。其实，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这样的。今天这个药品市场的现状，就给人这样一个既计划又市场的混乱感觉。

　　记者：以往的权威，也衍变为今朝的“碰不得”。

　　梁：事情就是这么怪，我开心人要降价，有人会出来讲：国家调控的，你不能降；但是，国家调控的，你又为什么能升呢？比如现在，上海开心人药房刚开出来的时候，我去采购，一个厂金霉素6月5日的进货价是1元5角一支，我柜台卖1元8角，一个礼拜后，提价到1元8角3分；再过一个礼拜，价格为2元2角。我忍痛还卖1元8角。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可以涨7角多，他通过医药部门监控了吗，他得到批准了吗？要掌控，就大家一视同仁，怎么就只允许州官放火，而不许我百姓点灯？

　　听说，上海的物价部门已经在追查这件事情。讲到底，这是一条中介供应链在作怪。

　　记者：说是供应链，那是指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习惯用语，现在，我还要“商品经济”地加上一句：这条供应链，其中一部或者大部已经衍变成一条吃饭链。依旧计划经济的坚硬内核，被涂抹上了所谓市场经济的混乱色彩，靠山吃山，靠药吃药，而且还以“国家不让动”的牌子来吓唬人。

　　梁：那块牌子，吓唬的是没有办法的老百姓。你们有供应链，你们有共同利益，价格联盟，身高体大；而老百姓生病，有呼声，但是病人的声音总亮不到哪里去，没力气也没法子跟那个“价格联盟”斗。

　　国家是调控大杠杆

　　我做市场小杠杆

　　记者：我看到，曾经有媒体报道，开心人大药房的药价，比起“外边”平均低45％。这是指全部都这么低吗？

　　梁：自然，这是带宣传性质的。有的药低这么多。但不可能是全部。每一种药的成分、治疗对象，都很不一样，价格相差也很大，厂家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划一的价格肯定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我们“吹牛”。其实那是个常识。在简单的百分比上说上我们两句，其实跟药品市场现存的实质问题，以及将来他们自己也一定会降价这个问题，丝毫无关，也丝毫无益。没意思。至于上海药、外地药等等说法，这本身就不太科?А>咛宓厮档侥闹忠┢罚故侨弥澳懿棵诺募煅楸ǜ胬唇不埃庋冉虾谩4蚋霾惶〉钡谋确剑?20年前我们外地人都要买上海产的家用电器，现在上海家电品牌还剩几个？

　　还有冰箱储藏药品的问题。其实先统计一下，真正需要冰箱来储藏的有多少，再来讨论。我开心人的毛病肯定有不少，我一定要改正，我要生存的么。

　　在我们企业家里面，有过一句话，说的是“中国十大暴力产业”。第一是房地产，第二就是药品市场。这话对不对，再说。我是生意人，我也想赚钱。但是我想换个思路赚，行不行？在今天，谁再想将药品价格涨到天上去，我看国家是不会让你有这个好日子的。国家已经在采取各种措施，大幅度降价。这是国家的态度。国家调控是大杠杆，我用我的办法，我是市场小杠杆。我不说那9个具体的关卡了，我看今后药品从生产到销售的过程，也就三大块：生产厂家，大型物流，销售终端。生产厂家的成本，国产原料或进口原料，上海的人头费或是外地的人头费，总是可以计算的。使用的就两家，一是医院临床，二是药房销售。改革关键在第二块，大型物流。怎么就要那么多的环节？如果市场经济规律真正起作用了，谁的药品质量好、价格公道，生意自然好，也做得长，他对产品和渠道自会分外地小心，他就绝不能允许“中介”那么多。

　　记者：也可以这么讲，现在的阻击、犹豫和彷徨，都是转型当中的必然现象。

　　梁：我的药房上下两个楼面，2000多平方米的店铺，顾客提篮自选，排队付款。开张那天，进口处我摆出了一块《开心人大药房部分药品实价目录》，列出了100种药品的品种、规格、国家核准价和实价。这实价就是出厂价和我的微薄利润。举个例子，24装的头孢拉定“外边”的价格是17.3元，这里卖9.5元；250毫克6片装的阿奇霉素外边卖42.8元，这里卖21元。

　　说到进货渠道涨价的事情，这是对我们开心人药房的价格阻击。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上海已经遭受到了两次阻击，一次是在刚开张不久，另一次就是现在。阻击“份额”大概达到20％。在国内，生产各种医药的厂家约6700多家，医药公司约有16500家。从我们从做药房开始，我们当然建有供应渠道。在竞争当中，这些渠道时有变化，时有退出，是很常见的事情。商品经济时代，一旦建立供货关系就永不更动，没这个事了。只是，有的人出于自己的一己或一方的利益，暗中作梗，串连起来不给我们供货。

　　在这里，我不想多讲这样做的道德评判。在商界，凡事从利益角度讲事情，脉络才会分外清晰。不要说我们开心人药房了，难道国家就会允许药价一直这么混乱地高下去？

　　我们遭受价格阻击，有的人是一大早到我们药房来，把某种药一揽子买断，造成今天断档无货，要这种药的人就只能到有这种药的店里去买了。当然，价格只有随他了。有的就在供货的时候提价。我们生意怎么做，赔本了也做？总之，这样的事情，我们几乎天天碰到。

　　记者：今年淮河大水，采取的措施已经从往年的“严防死守”，变化为更加科学的因势疏导。但现在对开心人的价格阻击，很有点“严防死守”的味道。当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有些人面对自己的价格困境，就是想用价格手段来摧毁开心人。

　　梁：我也在努力发展和扩大自己的供货渠道，我不会坐等死灭的。现在，要跟我合作继续在上海开药房的，有；主动要给我们供货的，也有。我相信，国家要改革，坚决而彻底地在生产厂家、大型物流和销售终端这三个关键结点，加大改革力度，我的开心人就一定大有前途。现在，我在南昌有10家开心人药店，宁波有1家，上海有1家。

　　记者：刚才我们说了些上海同行的“缺点和弱点”，但我还是要为我们的上海人说一句，由于多种原因，上海人要么“不动”，一动起来就一定是手笔颇大、动静颇大。开放初期，也是广东、深圳先动。最近10年，我们的上海“动”得很辉煌，连我们的自己上海人也惊奇这座城市的变化之巨大。

　　梁：我相信这个，所以我才到上海来开店的。上海太大，对全局产生的影响也大。对于药品销售，上海眼下的若干“阻击”情景，我是想得通的。不过，我从根本上相信上海海纳百川的气魄。

　　说到我的药房为什么要叫“开心人”？开诚心，布公道；为平价开道，为健康开心；要说道赚钱，我跟随国家改革形势，药品市场局面打开，事业做大，也是能赚到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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