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初，在企业减员增效的大潮中，甘肃省甜菜研究所职工任克元下岗后从武威回到了老家古浪县土门镇，投资近10万元在土门镇办起了一家面粉厂，由于经营有方，面粉厂的生意越来越好，一年内不仅挣回了所有的投资，并且还有不少盈余。然而这种状况没持续多久，就被一件事情彻底摧垮了。

　　1985年，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资金的扶持下，古浪县土门镇政府办起了多个镇办企业，其中投资几十万元兴建的土门镇胡萝卜酱厂（后改名为土门镇食品厂）是镇办企业中最大的，其性质实质上等同于国有企业，管理和经营都由镇政府、镇经委直接参与，企业领导人也由镇政府直接任命委派。到了1992年，由于多种原因，土门镇胡萝卜酱厂全面停产。

　　1993年6月，土门镇政府研究决定，由镇政府出面协调，到武威地区信托投资公司为土门镇食品厂贷款1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扶持企业发展。当各种手续办妥后，投资公司要求土门镇政府归还1985年创办食品厂时的旧贷，连本带息共计6万余元，还了旧贷之后，所剩3万多元经由镇政府财务划转到当时仍由镇政府管理经营的食品厂的账上。当时，因任克元的面粉厂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所以以个人名义为镇政府做了贷款的信誉担保人。然而土门镇食品厂勉强生产了几个月，再次宣告停产歇业。任克元由于做了镇政府的担保人，因镇政府不还贷而被投资公司告上了法庭，其创办的面粉厂也因法院的强制执行而彻底破产。自己贷款资金被截

　　由于原有场地狭小拥挤，任克元开始为面粉厂寻找新的厂址，而土门镇政府总想使食品厂恢复生产，为镇上创效益，因此双方达成协议，由任克元承包原土门镇食品厂，并于1994年10月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中对甲乙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承包后的食品厂隶属关系不变，仍属于镇办企业，承包后镇经委对企业的经营进行监督指导，而承包人任克元除了按时交纳承包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外，对原食品厂的债权债务并不负责，承包期限3年。

　　合同签订后，任克元总共投资27万多元，在扩大面粉厂经营规模的同时，又新上了一条挂面生产线和粉条生产线，生意比原先更加红火。镇政府领导认为应该支持任克元发展企业，并答应由镇政府出面，到武威地区信托投资公司为任克元协调贷款10万元，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流动资金。

　　1995年1月，当所有贷款手续办妥后，任克元准备提取资金时，武威地区信托投资公司将任克元的10万元贷款全部截留，清还了土门镇政府1993年6月为原食品厂所贷的10万元旧贷。任克元感到自己上了当，他找到土门镇政府要求解决，镇领导也答应了他的要求，但事情一直久拖不决。强制执行企业破产

　　1996年11月25日，武威地区信托投资公司将土门镇食品厂告上法庭，作为企业承包经营人的任克元不得不代替镇政府出庭，最后，武威市人民法院（现凉州区人民法院）判决，由任克元按时清还贷款。

　　判决生效后，由于无人还贷，1997年5月28日，武威市人民法院下达强制执行裁定书，将任克元面粉厂内的一套大型六头面粉机组查封、扣押，之后作价2.8万多元变卖清贷。就这样，仅仅因为给镇政府贷款做了担保，最后却因为镇政府不履行还贷义务，导致一家生意兴隆的私营企业彻底破产了。

　　任克元认为，导致自己的面粉企业破产是因为土门镇政府不履行法定义务所造成。

　　1999年12月30日，任克元将土门镇经委告上法庭，要求行使追偿权。古浪县人民法院驳回了任克元的诉讼请求。任克元认为，古浪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有失公正，遂向武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认为，古浪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有错误，并于2001年9月3日下达第14号民事裁定书，要求对该案进行再审。

　　2001年12月31日，古浪县人民法院经过再审后，判决土门镇经委偿付任克元3.9万余元。

　　接到再审判决后，任克元仍然认为古浪县法院的判决有失公正，再一次向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法院判令土门镇经委赔偿任克元各种损失合计53.7万元。然而，从2002年1月27日递交上诉状至今，却不见武威市中院有任何消息。镇政府不能还钱？

　　2003年7月17日，土门镇党委李书记和杨镇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出现这种结果，当时的镇经委也有一定的责任，食品厂的贷款实际上就是镇经委负责贷的，让任克元还贷也有失公平，但是，镇经委只是一个管理机构，根本没有财权，即使法院判决经委还钱，经委哪有钱还呢，更何况，此事已经历了好几任领导，当时的一些账务谁也没有见过，具体情况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所以，镇政府更不能还钱。

　　当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任克元承包食品厂时的土门镇镇长岳培基了解情况时，这位老镇长向记者坦言，当时的食品厂是镇政府、镇经委办的，让任克元还贷款是不合适的，应该按照当时的合同约定，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才符合法律的规定。讨公道决不放弃！

　　2003年7月18日，记者来到土门镇食品厂时，这个当时生意红火的企业，现在已是门前冷落，院内成堆的垃圾和废品代替了昔日堆积如山的粮垛。一位看院的妇女告诉记者，镇政府每年收1500元的租金，将厂房租给他们收破烂。但不知道每年3.2万元的承包费和近1万元的税收，对镇政府来说哪个更好呢？

　　任克元最后告诉记者，既然是镇政府不履行还款义务造成了自己企业破产，镇政府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他要为自己讨个公道。本报记者宋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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