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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涌耶鲁大学／北大毕业生

陆步轩从一个“山村穷小子”，变成“北大才子”，接着“落魄卖肉”，成了新闻人物，媒体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这台戏之所以能唱得这么热闹，全在于社会各界对“大学是什么、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是什么”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有一种误会。北大改革的决策者们，也并没有从陆步轩的经历中看到北大教育的阙失。

教育是培养有美德的公民，而不是特权阶层。社会各阶层的人在校园里聚集，毕业后又走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样才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在校园里撞击，学生学到的才是“理解”而不是“偏见”。而许多人理解的教育原则，说白了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国古代兴科举，要做到“野无遗贤”，无非是把社会的人才都吸收到政府和国家机构中。于是从太学到县学，官方的学府全在县治以上的城市。教育就是培养脱离基层社会的统治人才。如今北大的教育离此有多远呢？对陆步轩的遭遇，许多人的想法是：北大的学生毕业后一定要被委以重任，而不是回到草根社会。于是北大的学生绝对不应该沾腥动粗。否则就是人才浪费。于是像陆步轩卖肉的事情一出来，政府、大学、媒体都觉得自己有责任。陆步轩本人也觉得惨得不行，甚至没脸见人。

如果陆步轩接受的不是北大的教育，而是真正“世界一流大学”或者哪怕是二三流大学的教育，他对自己的处境、对生活的看法、对事业的态度，几乎肯定有所不同。他开肉店，起步不久一个月就挣五六千块。北大毕业生能挣多少？这笔收入放在生活水准低的长安县，更不是一笔小数目。要知道，美国当今势可敌国的零售业王国，大多是这么起家的。当年惨淡经营的历史，成为创业者们最可吹嘘的事迹，要写进家史，让子子孙孙都记住。陆步轩每天满手油腥、住着十平米兼客厅的小屋，几年小店成了全镇第一，听起来像电影里的传奇。本来他应该成为一个英雄。北大应该花钱请他回学校对后辈们讲述些人生体验和教诲。然而，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中，他竟成了全国最著名的可怜虫。

如今，“眼镜肉店”已经成了全国最知名的肉店。人们还操心让陆步轩换个好工作，吃人家的嗟来之食，而不是如何看护、发展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事业。其实经营得好，“眼镜肉店”完全可以成为全国最大的肉业集团。他如今的经历，岂不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吗？他做生意老实，而且“知书达理”，即使创造不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连锁店，至少在本地可以成为“地方贤达”，代表当地个体户的利益，“为民请命”，参与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承担这样的责任，受北大的教育有什么委屈和浪费的？

陆步轩的凄凄惨惨的故事，恰恰说明了这种坐享其成式的精英教育对学子们的精神毒害。一位英国人当年访问还是非常“蛮荒”的美国时观察到，美国的普通小民百姓身上，有一种欧洲人没有的“自由的尊严”。一对美国农民夫妇，一年到头累断了腰地劳作，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但是他们没有一点自我怜悯，反而身上洋溢着一种骄傲：“我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我干我地里的活儿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之下。谁也别来对我指手画脚，告诉我该干什么！”读读《富兰克林自传》，他当学徒时境遇不比当今的陆步轩好，但人家活得多么骄傲！北大的教育应该传授给学生的，是这种生命的尊严，这种对命运高贵的承受，而不是一种等待别人尊重的傲慢，或者得不到这种尊重时生不逢时式的自暴自弃。作为一个“老北大”，笔者对当今学弟学妹们的劝告是：摆脱北大的太学心态，学会在社会中堂堂正正地作一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充当什么“栋梁”。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被剥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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