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诉讼是为了推动政治解决

———专访“日军化武伤害案”中方证人苏向祥律师

　　本报见习记者  刘鉴强

8月12日晚，受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的委托，苏向祥律师和罗立娟律师从哈尔滨赶到齐齐哈尔。宾馆的负责人端起一杯酒，说：“预祝你们替国人讨回公道！”

苏向祥是第一个帮助化学武器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中国律师。8年来，他调查取证1000余份，在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的配合下，帮助7起案件中的18个受害者，于1996年12月和1997年10月分别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今年9月29日，一个案件将要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另一个已于5月15日败诉。

苏向祥向法庭提交了精选的103份证据，东京地方法院对这些证据全部认定。

苏向祥说，日本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赔偿必须具备四个要件：一、违法性，二、可预见性，三、处理紧迫性，四、结果发生的避免性。前三项日本法庭全部认定：日本政府将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是非法的，这种伤害后果是可预见的，而且政府并没有紧急处理。

“但是，在第四点‘结果发生的避免性’上，他们竟说什么‘如果日本政府要处理的话，不知道中国政府的态度，因此也有可能不能避免这种后果的发生’。一板子打在中国政府身上。”苏向祥说，这种把推测当依据、转嫁责任的做法是过去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中从未有过的。

他认为，日本司法在外国人索赔问题的态度上是追随日本政府的。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日本国内，肯定全部赔偿。1929年到1945年，数千名工人在日本大久野岛参与生产化学毒剂的工作，其中一部分受到了毒剂的伤害。战后，日本政府向幸存的工人公开道歉，并为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幸存者每人每月有5万至14万日元不等的补贴。

在今年5月的判决后，法官说：“尽管我无法判原告胜诉，但我认为政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另外一回事。”

苏向祥说：“这个法官是昧着良心判决的，但是为了晚上能睡好觉，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太了解日本政府了，”苏向祥说，“这次齐齐哈尔伤人事件，如果日本政府很快给予赔偿，那么，我们的案子也就解决了，其他2000多个化学武器受害者的问题也解决了！”

他说：“根据经验，日本人到齐齐哈尔，不是进行赔偿调查，只是看看化学武器是不是他们的。”

就在采访苏向祥的几个小时前，受害人吴阳的母亲告诉记者：“日本人来病房看了看，看到孩子的惨状，一点表情也没有。”

苏向祥说：“政府在处理齐齐哈尔毒气伤人事故上，有很多的咨询顾问小组，例如医疗、外交、化学武器等领域，惟独缺少法律咨询机构，特别是跟日本交涉有经验的法律人员。日本政府正在‘偷窥’我们，就像一个人做了坏事，先偷偷地看你的反应，如果被侵害者强硬，他只好出来认罪。”

他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主动走访老兵，让他们提供毒气弹埋藏地点线索，并提供给中国政府。

关于民间诉讼，苏向祥认为他们的目标与政府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快推动政治解决，迫使日本国会就赔偿问题立法，一旦发生伤害事件，再也不必诉讼，立即启动国内法，给予赔偿。“如果没有促使他们立法，即使这次官司打赢了，那另外的2000人怎么办？以后再发生事情怎么办？”

谈到是否要为这次齐齐哈尔事件的受害者代理诉讼，苏向祥说：“我们的一切权利来自受害人，完全尊重他们的意愿，如果他们愿意让我们帮助提起诉讼，我们会委托日本律师，在日本法院立案，并且不收一分钱。同时向日本法院申请审理费用的减、免、缓。”

他认为，最艰难的是事实的调查取证，比如受害人的资料、病历。为了准备以后的诉讼，应该做好这次事件的资料保存工作。毒气鉴定的机构应该是权威的，病历应由电脑打印，不应该是医生那种龙飞凤舞的手写体。

“另外，还要录下受害者的惨状，那些痛苦的声音。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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