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跃

　　如果说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于我们与世界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接近，那么，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也会面临着被一些糟粕所侵袭的危险。

　　恐怖的生物入侵

　　生物入侵，是最近几年生物植物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难题，比如说，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流域。它形似田螺，壳薄肉多，是一种大型食用螺类。数年前，被我国的一些省份从南美引进福寿螺养殖，由于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迅速推广到很多地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福寿螺在当地水域疯狂繁殖，泛滥成灾，导致秧苗受到破坏，农业生产遭受损失。打破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在获取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所要付出的却是成倍的代价。农民不得不与福寿螺展开一场拉锯战。

　　泛滥于我国西南部的外来植物紫茎泽兰已经成了那些被入侵地区的名副其实的霸王植物，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靡，这种含有毒素的外来植物被马、羊食用后会引发气喘病。1996年一年，紫茎泽兰使四川凉山州的羊减产6万多头，畜牧业损失2100多万元。

　　水葫芦一度还被很多家庭作为观赏水植物饲养，但是在最先作为饲料引进它的南方地区，它在水域中的蔓延之势就像电脑病毒的复制，让当地的居民头疼不已。

　　据资料记载，到目前为止，入侵到我国的外来生物，杂草有100种左右，害虫50至60种，植物病害30种左右，还有其他的软体动物、脊椎动物加起来共200多种。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对其中危害最严重的11种外来生物进行了粗略的损失估计，每年国家用于防治新近入侵害虫的费用约14．83亿元，几种害虫和杂草带来的总经济损失达到574．3亿元左右。

　　北京树种面临的危险

　　“北京现在也面临着生物入侵的危险，而且情况非常的严重。”北京林业大学的沈瑞祥教授说，一直以来，他都在从事树木病虫害的研究工作。在描述树种在面临病虫害的侵袭时，他用了“内外夹击”这样一个词组。天幕毛虫因其卵似“顶针”状排列于树枝间，故俗名又称为“顶针虫”，一年发生一代，以卵越冬。每年5月中旬前孵出幼虫，白天潜伏、夜间取食。天幕毛虫主要危害林内阔叶树种，其食性较杂，经天幕毛虫危害过的阔叶林，严重处树叶全被吃光。

　　“天幕毛虫在天津地区已经成了当地阔叶树种的一大天敌，虽然在城市中，它的危害还不是很大，但是在城市外的地方，它已经成了很让我们头疼的一大虫害。”陈瑞祥教授说，北京目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与天幕毛虫相比，红脂大小蠹疫情更加的严峻，这种从北美传入的毁灭性害虫，可危害多种松属植物，在我国主要危害油松、华山松和白皮松。1998年秋，红脂大小蠹始见于山西省的沁水、阳城等地，1999年爆发成灾；1999年秋，河北、河南两省也相继发现大面积灾情。至2000年初，3省共发生灾情788．7万亩，死亡油松600多万株。2001年5月，陕西省延安等地也发现红脂大小蠹危害，发生面积37．31万亩。北京郊区的树种是油松当家，如果红脂大小蠹进入北京的话，它对北京周边地区绿化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一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这样强调道。

　　国槐的命运

　　如果剔除外来的原因，树木的病虫害问题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北京地区的树种选择。国槐一直以来是北京的当家树种，这种生命力强盛的树种不但树形好看，适合北方地区的气候环境，更因为它千年不衰的寿命见证了北京历史沧桑。但是，这种千年古树一直以来也收到“吊死鬼”虫害的折磨，这种叫国槐尺蠖的害虫几乎每年都会给市民带来烦恼。不过真正让北京市作出不再继续大规模种植国槐的决定的却是一种叫锈色粒肩天牛的害虫。它是槐树的主要蛀干害虫，是道路绿化树木的大敌。该虫2至3年一代，以幼虫越冬。4至9月为幼虫危害期，10月下旬越冬。每年6月上旬至7月下旬为成虫羽化期，历期65至80天。该虫幼虫蛀食枝、干木质部，切断树木养分输送，使枝干枯死，严重时整株死亡。这种毁灭性的害虫在河南、山东地区非常普遍，一旦传入北京，后果不堪设想。

　　在被毁灭性的病虫害所包围的北京树种，将面临着怎样的选择呢？这是颇令专家们头疼的一件事情。显然，一味的排斥被病虫害侵袭树种，砍伐和限制这些树种的种植，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但是，生物界的制约规则告诉我们，植物和害虫的关系是生物链上的必然环节。逃避只能是暂时的。据了解，即使国槐面临着难以解决的虫害难题，但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国槐并没有因为病虫害的困扰而遭到当地人们的排斥，沈瑞祥教授认为，植物完全有可能通过物种之间的平衡来保证种群的生长。关键是我们要让植物保留一个完善的生态环境。这也是我们在引进外来树种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件事情，盲目地引进外来树种有可能会使得原来的生态环境失衡，一种树种的侵入也就意味着一种风险的加大。

　　如果说今年的SARS病毒对于政府和人民来说既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同时也是一次对我们面临灾难时在制度、人道、应急、信念上的一次大挑战。那么，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共预警系统和机制，则成为了当下的重中之重。人类与害虫之间的斗争就像人类与疾病之间的斗争一样，是永恒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适应大自然本身的规律，按照生物的自身环境出发，来改造环境。离开了这一点，自然往往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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