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东

　　8月15日《中国青年报》以《八年举报一位省委书记》为题，报道了反腐斗士郭光允艰难的反腐历程，读来让人唏嘘不已。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把那些敢于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说成是中国的脊梁。显然，郭光允就属于这样的脊梁，中国要不断前进、要在竞争加剧的世界格局下稳稳地站立，就需要这样的脊梁。

　　人们在对这位反腐斗士最后胜利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谨慎地意识到，作为个人，单枪匹马地同腐败势力做斗争，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就拿郭光允的遭遇来说，如果对手更狠一些，也许一场人为的车祸就可以让他永远地从这个世界消失。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公正与廉洁不应建立在勇敢无畏的个人行为之上———正如我们不把社会正义建立在包青天式的正义之上。我们要走法治之路，走制度改革之路，最终必须实现以制度反腐败。

　　同时，社会的改进却又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学者丁林在《九十老太的长征》中为我们提供了西方社会个人努力改进社会的例证：一个90岁的美国老太太为了呼吁“改革竞选经费”，独自徒步5000公里，横跨美国，最后到达首都华盛顿。一位联邦法官对她说：“我们美国的许多法律，就是由像您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着的普通人所促成的。”这个例子说明，个人努力在法治社会中也有其必要的价值。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价值，一个把反腐作为人生使命的人未尝不可以去完成他的使命。这种精神在这个时代更加难能可贵，因为商业社会不仅消解了对传统权力的独尊权威，同时又让人们埋头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因而对公共责任漠不关心。所以，越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越是要唤起人们的公共责任。

　　这一次，郭光允的行为还只是让个别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笔者希望那些更有责任心、更具备实力的个人在更高、更丰富的层面上为改进社会努力。前段时间，部分法学博士、学者对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呼吁，就显示了知识阶层的公共责任意识，而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社会为公民公共责任观念的表达也提供了日益宽松的环境。

　　反思郭光允反腐的反腐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悲剧来源在于反腐机制的不健全。比如，如果公共传媒能够一开始就介入腐败内幕，所有的权力打压在开放的信息环境下就无以施展。我们看到，腐败和不公正一旦遭到媒体的介入，问题往往迎刃而解。但是，这种传媒和舆论的关注，不具有常设性和连续性，实质上是一种体制外监督，是一种民间的、公众的监督，也是一种容易缺失的监督。这种监督一旦缺失，往往导致腐败势力一手遮天，反腐败的成本异常巨大。在这样的情形下，只能造就少数毅力非凡、坚韧不拔的反腐英雄，而这样的英雄越少越好。

　　因此，我们在赞美反腐英雄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一定不要忘记他们付出这些代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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