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第一村”村志上往昔岁月篇工人村，光荣村

　　曾有这样一组数字：当年沈阳市99户国有大中型企业有89户在铁西，而工人村地区就有44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此设有家属宿舍。难怪当年的沈阳铁西“工人村”曾作为那个时代中国工人阶级美好生活的一个“铁标本”。也难怪沈阳市的领导干部一提起“工人村”都会有这样的共识：半个世纪以来，工人村的发展与变革应该是沈阳工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开　始有记载的沈阳“工人村”建设破土动工的时间是1952年9月23日，这一天，在沈阳市西郊一块隶属于杨士乡双喜公社的菜地上举行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奠基仪式，当时的沈阳市副市长焦若愚宣布了工人村住宅区的建设开始。但现在在工人村的老居民中还有一种说法：“工人村”建设的破土动工应在奠基仪式前的7月份。据老人们回忆，第一批建设的工人村的范围是在东至现在的肇工街、南至南十二路、西至重工街、北至南十路。结　束

　　2003年4月16日，随着巨大的机械铁锤沉重地落在铁西区工人村马壮街66号的一栋三层的老式居民楼上，有“中国工人第一村”之称的沈阳市铁西“工人村”拉开了一期全面开拆改造的序幕。而此时就站在不远处的老工人村居民杨金成，面对此情此景，不禁心潮澎湃。他是还健在的当年第一批入住工人村的工人，近50年的“工人村生涯”几乎消融了他所有的激情与欢畅，光荣和梦想。手提肩扛筑起“工人村”沈阳“工人村”的出现和许许多多新中国的新事物一样有着很强的时代色彩的。1948年11月2日，沈阳市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解放，从此之后，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恢复生产的高潮。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干劲，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克服了种种技术难关，生产出了我国第一架飞机、第一台车床……填补了一项项中国工业史的空白。此外他们为支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配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们做出的巨大贡献，党和政府没有忘记，1952年一个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为主题的“工人村计划”就这样诞生了。为了加快工人村地区的建设步伐，中央及省、市从全国各地调来了建筑工程公司，采用前苏联提供的图纸，以大会战的形式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的工作着。当时，我国的建筑水平设备非常落后，在偌大的施工工地上看不到一部吊车、卷扬机、搅拌机等建筑机械。据老劳模、原沈阳第一机床厂车床研究所党总支书记董郎泉回忆当时的所见：“在整个工地上，我们看到的是肩拉人挑，完全采用人工的方式，每一块砖、每一袋水泥、每一筐砂子是由工人们通过跳板运往高处。”在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后，沈阳铁西“工人村住宅区”于1953年9月30日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清一色的苏式风格的三层楼，共72幢，总建筑面积99012平方米。50年代的“高品楼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句关于沈阳铁西工人村的“宣传语”当年在全国几乎无人不晓，确实，在当时哪个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年代，新建成的“工人村”成了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那时，老百姓住的还都是平房，气候冷的地方还要打煤坯子取暖，更别提装电话了，而当时的“工人村”不但有了暖气供暖，有电话，有上下水，还通了煤气，一些硬件设施配置已经达到了几十年后沈阳商品楼盘的水平。虽然当时的“工人村”在沈阳的地理位置还比较偏僻，交通不便，仅有一条有轨电车通向市区。但这并没有挡住人们对“工人村”排排洋楼的向往。据“工人村”的老居民杨金成回忆，“工人村”建成后，又有很多企业在周边以原有图纸建起工人住宅楼，使工人村的面积增加一倍之多，居民也越来越多。现任工人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李瑛琦说：“广义上工人村要大的多，面积约有3.78平方公里。”

　　当时“工人村”的住房有限，所以当时入住也是要有一定级别的，例如沈阳第一机床厂在分配过程中就有一项规定：凡是八级工以上或高级技术人员可以分配到工人村居住。但各厂在分配时有一点是相同的：凡是劳模或对企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都可申请到工人村居住并优先分配。因此，在五十年代中，在工人村居住的人员大部分是企业的厂长、经理、劳模、高级知识分子及高级技术工人。据了解，在“工人村”的“村民”中，也有一些知名人物的身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选平、原辽宁省省长杜者衡、原沈阳市市长武迪生等，此外还有一批老红军、老八路。“铁样板”让老外看了个够“工人村”在当时是新中国的骄傲，也是工人阶级的骄傲，所以自建成起就被作为一个“样板”陆续接受国外友人的参观。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工人村”成为沈阳市首批向外国人开放的地区，众多好奇的外国人蜂拥而至。有关资料描述：“高楼平地起，条条柏油道，路旁柳成荫，庭院花枝俏，户户安电视，家家有余粮”。在当时，很多的“工人村”的家庭被安排接待外宾，街道办事处有专门的接待人员，现在的工人村街道办事处的大会议?揖褪俏�接待外宾而建的外宾接待室。为了体现我们的生活水平，凡是接待外宾的家庭要有“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手表。同时必须是“根红苗壮”，在政治上靠得住。这使有的“工人村”居民与外国友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现居住在工百社区的居民刘风今�?77岁，住“工人村”后，多次被安排接待日本、美国、芬兰与意大利等地国际友人，至今他们保持着友好联系。为接待外宾，当时对生活在工人村的居民工作人员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如打扫卫生是当时居民们参加最多的一项公益活动。据在工人村街道居委会工作46年的姚丽同志回忆：每次接待外宾都是首先从卫生入手。十一路是“工人村”的中轴线，学校，医院，商店等几乎都坐落在十一路的两侧，所以在十一路上连个烟头都不允许出现，就更别说废纸等杂物了。居民不许在自家窗户上晾晒各类衣物，同时要做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楼道几乎是每周都要刷洗一次。当时接待外宾时还有这样的趣闻：当时因为统购统销，所以工人村内惟一一个大商店并不外卖，只作为接待外宾参观时用。但往往有家里缺东西却买不到的居民顽皮地趁外宾参观商店时就去买，而为了顾全面子，商店就不得不卖。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从五十年代开始，截止到1982年，“工人村”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共接待全球4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访问，接待人数数以万计。1982年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整体居住环境的提升，“工人村”已明显露出落后和陈旧的面目，“工人村”不再接待外宾。这年是“工人村”从风光到冷清的一个“分水岭”。妇女们创造的奇迹老工业基地曾孕育了一个举国闻名的“工人村”，而“工人村”也为沈阳孕育了几十个加工服务性的工厂企业。话题还得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工人村”的居民不论是在职的还是在家的，都开始“大炼钢铁”。他们把家中与钢铁有关的一切物品无偿的献给国家以提高钢铁产量。还有更多的职工家属走出家门，开始“全民搞生产自救”，自带工具，白手起家办起了生产组。工人村的职工家属们先后办起了化肥厂、铸造厂、服装厂、五金机械厂等二十余个工业和加工服务性企业。现在说起来也不能不是个奇迹。现年八十岁的张桂芳老大娘当时是化肥厂的创办人之一，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候成立家属委员会，为了创办企业，我们三个人步行到艳粉的一个小企业去学习，回来后自己动手拣砖头盖厂房，支起锅开始生产硫酸亚铁，白天熬酸，晚间推车去拉硫酸。我的爱人在风动工具厂工作也很忙。有时，我顾不上家里的活，孩子也顾不上照顾，全身心的投入到创办企业的工作中去。后来，从化肥厂又分出制鞋组、刺绣组等，现在的沈阳市布鞋三厂就是由当时的制鞋组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化肥厂演变成了现在的沈阳市塑料板材厂。我最后就是从塑料板材厂退休的。”【历史剪影·个人记忆】一对老夫妻的三个难忘时刻男主人公：尹伊，71岁，3301厂退休职工。早年从军，擅长词曲创作。女主人公：刘英，70岁，3301厂退休职工，尹伊的妻子。尹伊老两口于1964年搬进工人村，住在重工南街58－1号楼。这一住就是40年，40年中，他们和工人村一起度过了风华正茂、劳苦创业的人生壮年期，经历了负重前行、面对失衡的社会转型期，而今又携手步入了略显衰败、从容自然的生命晚霞期。

　　1964年4月28日，过上楼房、地板、煤气、上下水的“贵族”生活“英儿啊！工会的车来了，差不多了吧，往起搬吧……”1964年4月28日上午10点，要车回来的丈夫的催促声打断了边收拾东西边回忆往事的刘英的思绪。刘英的丈夫尹伊，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后来转业到了沈阳3301厂，在词曲创作方面极有建树。他的词曲作品经常在中央及市地级刊物上发表，香港回归时，国家有关部门在港组织各界庆回归优秀书法作品展，已近70高龄的尹伊老先生有40余斤重的书法作品被先中送展。然而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突出的贡献并不意味着舒适的生活。从20多岁成家开始，尹家一家五口，就住在低矮的小平房里。直到1964年春天，3301厂考虑到一方面尹家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大了，另一方面尹伊确实对厂里有突出贡献。于是，这个五口之家成了工人村重工南街58－1号楼里一间仅有22.12平方米的单室的新主人。入住的当天，全家人兴奋不已。几个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屋子里的地板和屋外面从第一家一直通到最后一家的长长的大走廊。以前的家里是板砖水泥地面，而在地板上他们可以毫无拘束地撒欢打滚，蹦上跳下；在大走廊里，他们在孩童独有的尖叫声中，追逐着从东头跑到西头，释放他们欢乐的心情。而在刘英眼里，“下班就上楼，划火就做饭，拧拧就出水”的“配置”，一越把他们从平民阶层带入了“贵族”生活。时至今日，70岁的刘英依然清晰地记得她第一次点燃自家煤气做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那种看着股股上蹿的淡蓝色火焰、想着曾几何时天天被劈柴块煤燎得手脸皆黑的时候，刘英在嘴角露出微笑的一瞬间又差点没哭出来。可以说，当年的工人村无论在生活环境、条件配置，还是在向往指数等方面，都算得上是沈阳市的“精典楼盘”了。

　　1987年9月26日，老儿子结婚，老两口在外面溜达了一宿1987年9月26日晚上，老两口时而分开时而相互搀扶着，从铁西区的重工街、肇工街、卫工街、保工街，一直走到了兴华街的铁西广场，而后又原路搀扶着走回。那天恰恰是他们最小的儿子结婚的大喜日子，是老两口最高兴的日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们的腰身变得不再挺拔，他们的工厂渐渐不再喧嚣，他们的工人村也一天天地从“白天鹅”变成了“丑小鸭”。平整的地板出现了变形和开裂；雪白的墙壁有了水迹和裂纹；原来孩子们可以从东跑到西的大走廊，现在只能容许孩子们“捉迷藏”，因为随着日用品的丰富和人口的增加，太多的屋里摆不下的生活用品和杂物占据了走廊里太多的空间。70年代，尹家的大儿子结婚，3301厂方面为之解决了一间住房，而到1987年尹家的小儿子结婚时，厂方则没有能力解决住房了。而当时，住房紧张也是工人村一个通病。有的人家三世同堂在一个二三十米的小屋里，儿子没结婚时，一个屋里一个帘，南边住着爷爷、奶奶，北边住着爸爸、妈妈和儿子；到了儿子结婚时，一个屋子里两个帘，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儿子、儿媳各处一方帘子围成的空间里；有的52、53年建成苏式楼举架较高，人们就干脆把居室改造成了若干个上下铺。按“惯例”，尹家就把22.12平方米的屋子间壁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小的是尹老两口的“房间”，而大的就成了尹家小儿子日后的“洞房”。就在儿子新婚之夜，忙碌了一天的老两口把本来已经很狭小的安静与温馨留给小两口，老两口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了夜色。

　　2003年4月17日，工人村开拆，老两口40年头一末儿“下馆子”原以为，孩子们的孩子都大了，拥挤的小屋也只剩下两个人独享的宽敞。可是，一串爆炸性的新闻却令尹家老两口本已平静的心里难以平静——工人村开拆啦！虽然工人村首批改造的范围没有涉及到尹家所住老楼，但还是让老两口几天晚上睡不着觉。他们也想住得宽敞明亮些、也想不再冬凉夏暖、也想不再16家共用一个只有下水没有上水的厕所、也想……尹家的几个孩子立业成家后，没少让老两口过去一同居住，可是他们思前想后还是哪也没去。的确，“工人村人”对工人村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一点从这次工人村动迁后居民的流向就可以看出。一部分家庭条件还可以的居民选择了在交纳一定增加面积金后“原地回迁”；而拿不出大笔回迁钱的一部分居民则纷纷用政府发给的动迁补偿金，在离各自原住地最近的地方购买了与新楼盘相比相对便宜的二手房。用这些居民的话说，他们不愿也离不开居住了几十年，甚至有的是从出生就生活在这里的工人村。直到现在，已经搬走的许多能走动的不能走动的老人，每天或是步行或是骑车或是坐几站地的公交车，也要回到他们原来抱着孙子看小牌、靠着老伴唠嗑的小墙根、小花坛、小广场，一呆就是一天。4月17日，工人村老楼开拆的日子，尹家老两口没有去拆迁现场看热闹。相反，他们找出并穿上了压在箱底十几、几十年都不舍得穿的，几乎是没有过过水的当年的新衣服。找了一家就在工人村旁边而且清洁、安静的小饭店，拣了一张位置最不起眼的小桌坐了下来。一瓶啤酒、两盘小菜，还有不时隆隆作响的拆迁的铁锤声。“40年了，我们都老了，这些年没挣下一处大点的房子，让你和孩子们受苦了。”“搁这你说这干啥呀？没房子三个孩子和俺俩不也没挨冻受饿不是？这辈子这样就行，我挺知足。”“吃！咋不是自己做的味不一样是不？”“倒不是，40年了，咱俩从没乱花过一分钱，今天这是咋了？也像现在他们小年轻的一样了，还别说，是比自己家敢放油！”“这不是对面开始改造了，咱这也不远了，今天多特别呀，纪念一下。”……“老伴，你说虽说这老、旧、脏、乱，快让工人村占全了，可我咋就是住不够呢？”“唉——你真没觉出咋地，咱这辈人就这命，劳苦一辈子，末了儿女比咱好就行。我也没住够，哪也不爱去，就在这养老了。”“我看行，咱俩看着新工人村起来，看着它过100岁！”“吃你的吧，我没你想的那么远，身体好，生活好，儿女好，孙子们好，我就知足了。来一口，吃完回去吧，明天大孩子、老孩子、孙子、孙女来。你不是吵吵想孙子了吗？还不早点收拾准备准备……”我的老屋?白烨每次来到我在工人村的老屋，我就考虑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沈阳？或者沈阳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们其他的地方变了，把沈阳的魂灵独留在了这里。老屋是我在市委的一个部门工作时分配的，10多年前的分房会上，按资历，我列末席，只能给这个老屋。书记说，知识分子也算工人阶级了，你才有资格住工人村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沈阳工人村曾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群，当时的“贵族区”，二百多栋三层尖顶楼，一眼望不到边。住在这里的，是最受尊敬的人——共和国诸多支柱工厂里的工人。在五十年代，像我这样舞文弄墨的，想去工人村住，只能是梦。那个?贝�，这里的居民哼唱着苏联或中国的工人歌曲，很阳光、很自豪地走在大路上，胸怀天下责任�?老屋到我手里，我基本上是一两年去探望一次，常以每月一百元的价租给院里的人，自己很少住，原因一是太远，二是太小，三是太破。老屋是一个三室单元中的一间房，另外两间也各有自己的户主，三家合用一个不到五平方米的厨房和不到两平方米的厕所。老屋地板的中央早已断裂并塌陷，下水管道通了又堵。电线裸露在墙皮上，早先的设计流量不够用，于是就后接，那些各个年代的电线纠缠在一起，有的已忘了自己的来源和终点。我在开灯的时候怀着的是一种侥幸——灯会亮的，大半我是要失望。然而就在我静静地坐在黑夜墙角的木椅上抽烟的时候，灯就突然亮了，这略带恐怖的神秘现象，使我感到老屋的沧桑。这是一种距离。在工人村的周边，过去是的“平民区”，也包括艾敬唱过的老家艳粉街，到处曾是低矮下窖的瓦房和阴暗的窄巷，可如今这些地方到处是新楼，没变的只剩名字。只有工人村还在努力坚守它的一切。在我老屋的楼下，是一对夫妻开的只有四张桌的小饭店，可各大菜系和风味小吃在菜谱都很全，价钱便宜，量也大，光顾的人却少，我要了两个菜，各吃了一口，就放下了，老板娘脸上就堆出诚恐的笑，在给我上麻辣烫时，把小盆装得满满的，我执意多付钱，老板两口不肯，连说多来就好，我就更别扭我没法说我不会再来了。在工人村的另一次消费是去洗澡，这原是一家工厂浴池，工厂黄了，浴池也开放了，浴池很破旧，但洗澡价不低，服务员都是工厂里在这被安置的工人，他们都保持了当初的骄傲和尊严。在我喊了几次后，搓澡工离开了棋盘，“马八进六”，他一边大声用盲棋和外间的棋手战斗，一边在我身上挥舞手巾，每当他有杀机或得手时，我的皮肤和骨骼就会感受他的强力。我躺在他毫无功利的战场上，想着这还是不是2003年，这是不是被市场之手梳理了二十多年的沈阳。其实，在工人村，随街的楼下，也早变了“门市”，只是一家家小买卖的牌匾总在变换，似乎什么也做不长，就连各区小街里时尚的网吧和洗脚屋，在这里也都关了门。没有人说清为什么，能体会到的只是隔阂。老屋外的院子里，常有很多人围坐着，有闲聊的，有打麻将的。在工人村，有两种人的比例怕也创全国社区之最：退休的和下岗的。最近走进我的老屋，突然有给张艺谋打个电话的想法。我把老屋借他，让他拍个工人的电影，一定也很纯。这时，老屋正在迎接夕阳，夕阳从很小的窗子里挤进来，在混暗的屋子里显出光柱，让斑驳的墙面呈现一幅幅生动又玄妙的图画，这个屋子在半个世纪里住着的人都在添置和解读着这些图画。这时，有一阵菜香飘了进来，是我对门的大嫂在做饭，我走进我们三家合用的厨房，大嫂已经做好三个菜，正在炸鱼。她是个三十多岁爱美的女人，也许厨房又属于公用场合，她穿着一身可以去参加舞会的套裙，脸上也化着妆。她和丈夫都是下了岗的工人，她没去找工作，她说是丈夫不让去了，她的丈夫在给一家装修公司当瓦工，一个月能挣600块，她说，老板说他能干，要给涨工资呢，我老公今天打电话，说馋鱼了。我走出老屋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院子里乘凉，说说笑笑的，一个小男孩对我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我笑了，说你太小了。他也笑了，并打开手电照了一下地说，这有个水坑。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正在唱一支我过去不留意的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没马上走，我坐在车里看着我老屋下围坐的人。那种安宁与从容，真的能淡去时间和空间，让人不知所在——这还是不是今天的沈阳。后来我意识到我的老屋就快被扒掉的时候，我在想，他们会还我一个新房子，还是给我一笔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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