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何时才能安乐？(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21日09:48 沈阳晚报

王丽宇

李江

黄焱　　引言

　　自“安乐死”的概念被提出以来，全世界围绕安乐死的争论从没有停止过，各种观点莫衷一是。1986年6月，陕西汉中市的王明成在主治医生蒲连升的帮助下，为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王明成及蒲连升被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了公诉，虽然法院最终宣告二人无罪，但此事件在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16年后，王明成得了绝症，要求医院大夫为其实施安乐死，被大夫拒绝，王明成便主动放弃治疗，回家待死。数天后，王明成死亡。本周，媒体详细报道了大夫蒲连升当年为王明成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细节。于是，安乐死又一次引起世人的关注。由于安乐死涉及到众多的社会问题，记者于8月18日采访了几位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这些专家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正方

　　安乐死是迟早要实现的一种文明，把安乐死作为人类自身生产文明化的一个环节和因素，既然提倡优生，也应该提倡优死。

　　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祝世讷、冯秀云、梁中天等学者

　　他们的观点认为，一、安乐死是一种社会文明。安乐死有医学问题，但不单纯是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种社会文明，必须从社会的范围和高度来对待。应当和晚婚、节育、优生、优育、健康、长寿、文明葬一样，把安乐死作为人类自身生产文明化的一个环节和因素，提上现代日程。

　　二、“善终”或“安然去世”自古就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现代社会已经有条件把它变为现实，使崇尚安乐死成为新的社会风尚。在这种新的社会文明中，人们不但要求增加生命的量，而且要求提高生命的质；不但追求“活要活得好”，而且追求“死亦死得好”；把“优死”摆在与“优生”同等重要的地位；以“愚昧地死”、“死亡愚昧”为耻，以“科学地死”、“文明地死”为荣。

　　三、安乐死基于人道原则，以解除人的死亡痛苦为惟一目的，使人死得安乐，维护公民的死亡尊严。安乐死不具有任何的“致死”、“杀人”目的，不能定义、解释、理解为“无痛致死”或“仁慈地杀人”。不能把安乐死与“无痛致死术”相混淆，“无痛致死术”的本质是“致死”，不是“安乐”，它作为一种“术”，可以为多种不同的目的服务，造成性质不同的死亡，如用于自杀、谋杀、处决死刑犯等，这些死亡可以是“无痛”的，但与安乐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反方

　　死如同生是无可选择的，现在安乐死的含义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安乐死两者并不相同。

　　代表：上海医科大学徐宗良

　　学者徐宗良认为，第一、生存虽然有长有短，但总是一个显在的过程。而死却不是如此，死是短暂的，甚至是瞬间的事，虽然也可以说有过程。只要不是生命终结意义上的“死”，那就是活着，也就是“生”，至多称作“濒死”，但其实质依然是趋向于死的“生”。所以，人只有生存、发展的可能与权利，并不具备“出生”“入死”的权利。死如同生是无可选择的。

　　第二、应是尊严死还是安乐死。严格地说，选择死亡的方式是选择生命进程的特殊形态。有人宁愿承受身心交瘁的痛苦而顽强地生存下去或苟活着，也有人愿意以安静、尊严的姿态猝然结束生命，或许更多的人希望自己是在无病无痛的安乐状态下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从西方引入的“安乐死”的概念，其目的主要是给不治之症患者在临终前一个安详与尊严，这可以称之为“尊严死”。其直接意义仅此而已，根本谈不上安乐与幸福。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死于安乐”之说即在身心俱无痛苦的状态下自然寿终的观点是不同的，不能称作完全意义上的安乐死。

　　第三、人们经常总结安乐死实行意义之中有两点：（1）减轻家属的精神、经济负担；（2）节约社会资源。实际上，这两条虽然可能是客观的行为后果，但绝不能与第一条相提并论而倒果为因，不然就会与尊重本人意愿的原则相违背，并且可能引发出难以预料的严重社会后果。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命关天，任何与人的生存相关的事都不能与结束人的生命等量齐观。人类社会虽然面临生存、发展的众多难题，但不可能因资源、人口及经济负担等去草率处置人的生命，提前结束人的生命。

　　第四、掌握“个人自愿”这一原则很难。即使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又有多少人是在相当理智的决断下要求安乐死的，医生及周围的人是否在对患者的心理、情绪状态真正了解的基础上才助以一臂之力，这些都是围绕个人自愿这一核心而包容的重要内涵，同样不能忽视。安乐死实施的高难度在一定意义上就在于此。

　　第五、安乐死不是社会的普遍需要。可以不可以与要不要安乐死两者归根结底源自人们的需要及社会的文化背景。现代意义的安乐死之所以出自西方，就提示我们不该忽视西方的背景因素，应该对之作较详尽的了解与分析。回过来看看我国，安乐死是否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而亟需立法与实施呢？且不说身患绝症处于死亡边缘的患者群体占我国人口的比例很小，就是在这样的群体中，还有许多患者有强烈的求生欲望，并在医生及伙伴的支持协助下，顽强地与病魔抗争或寻求临终期的积极生存意义。因此，现代意义的安乐死在我国很难说已具有普遍的社会需要。

　　第三种观点

　　从人道的角度，应支持安乐死。但死却不会是安乐的。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法律和科学的基础，临终关怀更应被大力倡导。

　　代表人物：中国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部分学者

　　黄焱（中国医大医学伦理教研室讲师）

　　从伦理学解除病人痛苦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支持实施安乐死的。它符合人道主义的观点。我在与病人的接触中看到很多绝症末期的患者都是被病痛一点点折磨而死，非常的痛苦，作为医生面对这样的情况又束手无策。从保持一个人的尊严出发，安乐死还是可行的。但如何对安乐死做出一个清楚的界定，这是很复杂并且难以解决的，像病人在病痛中通常会丧失意志，许多在受病痛折磨时寻求一死了之的病人在服用药物得到一定缓解的时候就又改变了主意，充满了对生的渴求。同时还可能发生医生推卸责任，医生谋杀等等问题。

　　李江（医大卫生法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江认为，从总体上来说，我还是不赞成推行安乐死的。首先，死永远不可能是安乐的。一个人求生欲望是很强烈的，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也会对生活充满了向往，相对来说死不可能变成一种快乐和安宁。其次，从经济学角度看，只有一个人客观存在，才能掌握信息，否则不可能掌握任何信息。中国的许多对鬼神的描述都十分的可怕，就因为人们一旦死亡，就会一无所知，必然会产生恐惧心理。第三，从人类的角度来说，“生”是最高的人道。人类要向前发展，必须要延续下去。如果人们都抱着一种“尚死”的精神，整个人类就会被颠覆，是可怕的，所以安乐死不宜被提倡。第四，安乐死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意识。我们不能把一部分人提出的赞成安乐死的观点作为整个社会普遍的一种看法和要求。绝大部分身患绝症、生命快走到尽头的病人对生活都还是充满了憧憬的。所以安乐死并没有被这个社会普遍的接受。另外，对于刚刚走上法制化道路的中国来说，现在推行安乐死也是不合时宜的。

　　随着国家对身患绝症末期病人使用药物在政策上的放宽，我们完全可以用安乐活代替安乐死。现在提出的临终关怀就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尽管这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措施，只是一种对病痛的缓解措施，但毕竟他是从挽救生命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将矛头指向死亡。在这一点上，西方很多医疗体制和福利健全的国家都做得很好值得我们借鉴。

　　王丽宇（医大医学伦理教研室主任教授）

　　安乐死在本质上是对死亡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对生命和死亡的选择。当死亡不可避免的到来时，人们自愿的、主动的选择一种平和的、安逸的死亡，维护了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和人的自主权力，体现了中国人“善始善终”的生命价值观。从这个意义来说，安乐死是人们对完美的生命的一种理想追求，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和价值。但我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法律和科学的基础。二是在现实的条件下，这些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因此安乐死还不完全具备可操作性。比如说对于安乐死的几个界定条件就无法掌握这其中的度：一是身患不治之症，二是处于濒死状态，三是精神和躯体的极度痛苦，四是本人要求。医疗水平的参差不齐就无法对不治之症做出一个很明确的限定，本人的要求是否完全客观，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是否患有抑郁症等都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相当的复杂。这些限制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度，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一旦大力倡导安乐死，也会带来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很多的人可能会迫于许多压力去选择安乐死，改变了安乐死的初衷。

　　面对这些问题，我认为临终关怀更应该被大力倡导。缓解患者的痛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虽然它不是一种积极治疗，但在从缓解痛苦的角度来看也是很可取的。现在这种临终关怀在国外已经做得很好，国内也在发展中。比如说医大二院的宁养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帮助那些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最大限度的缓解病痛，非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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