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在教之后

　　武春生

　　前不久，媒体报道了厦门交警“7·3”粗暴执法事件处理结果：一名交警被免职，一名被辞退。当事者受到如此严厉处分可说是咎由自取，但问题似乎还远没有那么简单。

　　“7·3”事件中，送水工的交通行为违章是明显的，如果说事情止于交警处罚而送水工抓住自行车把的话，这件事就无声无息地淹没在众多的烦烦恼恼的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了。现实中，许多民警也确实是在“看菜吃饭”，但如此则明显存在法律专“治”老实人之嫌。

　　回想那一年，媒体报道交通民警文明执法，遇到违章且不肯轻易服从指挥的公民便一个劲地打敬礼，合肥交警在街头是一口气敬了二十二个礼，而济南交警则高达二十五个，直到对方被感动不好意思为止。当时即有媒体指出说，民警并非只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国家，代表法律，面对某些无动于衷的违章者一个劲地敬礼，这是在用道德感化代替法律实施，模糊了执法功能，弱化降低了执法力度和人民警察的社会权威。

　　人违章，就好比生了病，纠正违章就好比大夫给病人吃药打针，本来是对当事人和社会都有利的善举，但为何却经常遭遇尴尬？是现实的利益损失让许多违章人很难轻易接受处理。何况是，处在金潮鼎沸、市场喧嚣的年代，各色人等都在你挣我抢地想挤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驾马车，利益冲突随处可见。

　　一线民警处在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上，遇到的情况、人物可说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不会发生的，但我们在怎样处理各种复杂情况上却缺乏规范的应对措施，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规定，轻执行，造成了一线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遭遇尴尬的时候“蚂蚱蹦蹦，各有路径”，处理的好与坏全看自己的造化和“本事”。

　　文明执法，严格执法，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但现实却要求人民警察融两者于一身，这是一个大工程，靠一线民警个人甚或一个基层组织是难以解决这个大课题的。我们讲“与时俱进”，就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应新环境，提出新思路。

　　现在，公安部要求基层民警每年脱产培训不少于二十天，理论要讲，但一线民警最需要的是明确的、规范化的、可操作性强的执行程序规定，把执行过程中易于遇到的难点的解决办法告诉他，比如告诉他纠正违章遇到不配合时应该怎么办。这是民警保护自己更是依法治国的急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来不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各自为政的。

　　所以，我们说“诛应该在教之后”，对于一线执法民警，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关怀和指导是上级领导机关应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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