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未老

　　山西吕梁山区老窑头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会变成了“村官”职务的竞拍会，两个“竞拍者”竞相喊价，最后王玉峰以1800元一张选票的高价“夺标”，总计耗资230万元（见8月22日《人民日报》）。

　　王玉峰之所以愿意投巨资竞拍一顶“村官”的帽子，自然不会只是为了光宗耀祖，报道中分析，奥妙在于村里有一个效益甚好的煤矿。毫无疑问，王玉峰就职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回“投资”。而村民们既然收了人家的“选举兑现款”，从“道义”上说，对王玉峰可以预期的腐败，也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

　　问题的关键是，村民们何以如此不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把一个笃定要搞“黑金政治”的人选上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宝座呢？

　　假如相信农民在本质上都是些理性和务实的人的话，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当无论谁在这个位置上都可能要腐败的情况下，农民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把“村官”拍卖给出价最高者！

　　不久前出版的《半月谈》杂志发表的一篇调查显示，许多地方的“村官”出现了大面积腐败的现象。宁夏灵武市吴桥村的一个“村官”，上任不到两年，仅招待费就花了4．75万元，用白条报销旅游费用近2万元，生生把一个“小康村”“领导”成了“欠债村”。今年4月，吴桥村举行村委会直选，结果无人当选。

　　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村民委员会主任在村里的权力过大而且不受制约，难以逃脱“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的铁律。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村官”们虽然是村民选举产生的，但却没有“谁选你，你就对谁负责”的观念，“官”的意识倒很浓，对上负责的考虑远重于对下负责的考虑。村民们唯一能够制约“村官”的机构是村民大会，但在许多地方，除了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之外，极少召开村民大会，原因一方面是有的村庄偏大，召开村民大会很难；另一方面是外出务工人员多，难以按法定条件召开村民大会。

　　我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有必要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一个常设机构来对“村官”形成制衡。具体说来就是选举一个“村议会”，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管好村里的“钱袋子”，并代表村民主持“村官”一年两度在村民大会上述职。“村官”们以公共名义进行的所有开支，都要经过“村议会”的核准，否则无效。“村议会议员”的任期不必与村委会同步，可以两年改选一次，每次改选三分之一，以保持它工作的连续性。在新的政治框架中，“村官”们只能在村民选出的“村议会”的监督下行使有限权力，精力将主要集中在公共道路、社会治安、公共建筑等公共服务方面。

　　可以预期的是，“村议会”的出现，将改变“村官”在村里一手遮天的局面，从制度上确保他们“只能行善，不能为恶”。这将大大提高村民们参政的积极性，同时也降低了贿选者对“投资”选举的期待值。试想，如果王玉峰明知他“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后每花一分钱都要先经“村议会”的批准，他还会贸然投入那230万元巨资吗？大河报2003-08-2500:00:00责任编辑：郭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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