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渴望享受市民待遇(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25日07:24 潇湘晨报

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将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记者　黎金龙　摄　　“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昨日上午9：30，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某工地上，正在建着的高高的楼塔上，密密地坐着一群民工，阳光开始变得热烈起来，一个叫小龚的民工灵感大发，唱起了这首久违的歌。

　　一大群人蹲在那儿，远远看去，黑压压的一片，像一群飞得累了，暂时栖息在高楼上的候鸟。与这个热闹的城市相比，显得孤立而寂寞。

　　“给市民同等待遇？！”一位满脸胡须的老民工听到这话抬起了头，他来自宁乡县双江口镇，叫邓亲明，56岁，他一个人在外打工已近10年了，说到在外面的辛苦，邓亲明不屑地说，“我们这代人原本就是受苦惯了的，自己辛苦点，让家里人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也就不觉得辛苦了。至于市民待遇，我这辈子恐怕没希望享受了，希望我的儿子们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暂住证

　　渴望跨过证件门槛

　　“起来，全起来！”正是酣睡的午夜，桐梓坡某工地上，民工们早已进入梦乡，一阵吆喝声，将民工的梦境打碎，查暂住证的来了。邓亲明不禁心中一紧，他没有暂住证，不单他没有，很多人都没有，谁愿意将辛苦赚来的钱再花到办一个证上面。最主要的，当时已说明，由该工地的包头统一办理，可是包头也没有办理。

　　一阵喧嚣后，和邓亲明一起的15个人被带到了派出所。第二天，他们被送到了长沙市收容所，有3个已60多岁的老民工被放出来了，而当时已47岁的邓亲明被关进了收容所，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地方，关了近30个人，吃喝拉撒全在这里。被关进去后，便没有人管了，只在中午时分，有人送饭过来吃，“就与犯罪分子一样！”邓亲明长叹一声说。

　　后来，总算是出了收容所，在长沙读书的女儿来看他时，几乎认不出眼前那个老人便是父亲。这一幕发生在9年前。邓亲明有着三入派出所的经历，原因只有一个：没有办暂住证。邓亲明说要在城里找到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需要办很多证件，办完证，要花去一个月的血汗钱。而大多数民工每月只有400～800元的微薄收入，而且很不稳定。

　　现在的暂住证便宜了，自暂住证存在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后，有关部门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邓亲明还是习惯性的将证揣在身边。

　　“现在不再有午夜惊魂的时候，可是暂住证还在提醒着我们不是城里人。我们不属于这个城市。”说起便宜了几十倍的暂住证，小龚还是很无奈。

　　子女读书

　　希望破除城里校门的壁垒

　　长沙县安沙镇的姚贵其有进城8年的历史。到城里8年了，在家乡，很多人都把他当成城里人，而在这个城市里，他却永远只是一个农民工。

　　8月20日中午，在田家炳中学门前，姚贵其正开着一辆小货车帮别人搬运。他把车开到店面前，将车停好，可是马上便遭来一顿呵斥，“别挡在门口呀，人家还得做生意呢！”而车子停靠的地方，离那个店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对不起，对不起”姚陪着笑脸，将车挪了挪地方。“享受市民待遇？那就是说我的苦日子快熬出头了？”一听说民工将享受市民待遇，他便乐了。他说只要能得到一些方便就可以了。

　　他说最大的方便就是让他的女儿能堂而皇之的与别的孩子一样，进入这个重点中学田家炳实验中学。他指指不远的田家炳中学校门，“我16岁的孩子便在里面念书。”言语中充满了自豪感。

　　作为一个乡下人，孩子进入那个校门要交额外的费用。“每学期的学费是200多元，可由于是外地人，每学期还得另交300元的择校费。”

　　他也想过要把户口弄到城里来，但那时想要弄一个城市户口谈何容易，后来户口管理没那么严格了，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在长沙买了房子便可以落户长沙等。于是买房子成了他的目标，可由于子女上学花了不少钱，他们一直在火炬村租房子住，买房子的梦暂时搁浅了，而成为城里人的梦便也搁浅了。姚把打工所赚的钱大部分都花在孩子身上。孩子的小学也是在城里读完的，交了几千元的择校费，他运一次货也就赚几元钱，几千元的择校费不知他要往返运多少次才能赚出来。

　　城里校门的壁垒通过交一部分费用能够破除的话，他宁愿多交钱。“其实，农民工进城又岂只有入学难这一关，其他诸如医疗、保险离我们都很遥远。”他希望他的子女们能冲过这个壁垒。

　　工伤保险

　　农民工最深切的无奈

　　2002年8月11日，长沙市芙蓉路某工地三个民工坠楼事件过去已一周年，一年之后，当事人左祝春——当时从26楼掉到10楼的民工，再次找到了记者。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不得不为了出院后，单位迟迟未到位的赔偿费用的事再来找记者。

　　一年前，左祝春和侄儿左志军与另一名四川籍民工在该工地加班，晚上11时许，由于种种原因，3人从26楼的主楼坠到10楼的裙楼，四川籍民工当场摔死，左祝春和左志军摔成重伤。当时记者在采访时，受到了重重阻挠。而左家也承受着种种压力，左志军年迈的父亲看到儿子昏迷不醒时，竟不敢当着记者的面承认他便是左志军的父亲。

　　“当时施工方老板说了，如果我们向外人透露这件事，便不会给我们医药费和赔偿。”一年后，左祝春终于向记者坦白了当时他不愿接受采访的真相。但当时的沉默并没有换来老板的大方，出院后的左祝春头部受伤仍未恢复过来，每天都会头痛欲裂，当初骨折的腿也只能靠拐杖行走，现在已没有哪家公司还会请他做工了。

　　“很想回湘乡老家去休养，可公司答应补偿的3万元钱与当初期望的相差太远，而且公司也没有将钱送到我们手中。”“两人在工地上挡过车，阻过工，可是都没有用，找不到负责人，也达不成协议，他们没时间和我们谈协议。”左祝春一脸的灰暗。他们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可以求助。“保险？”说起保险，左祝春的脸上更是一脸的茫然，“民工有保险吗？”

　　“民工当然有保险。”长沙市唯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熊礼说，“民工的实用期为3个月，超过三个月，民工所在的建筑公司就应该与民工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就由该建筑公司为民工买保险。”

　　“但是，目前所有用民工的建筑单位，为民工买保险的微乎其微。”现状让人痛心。记者在采访时最深切的感受到民工们的无奈，当权益被侵犯时，他们茫然无措，于是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以跳楼来要工资，以阻工来要工伤补助……作为社会，该如何来面对这个弱势群体呢？

　　遭受歧视

　　何日不再有“白眼”

　　城市对民工的冷漠是一道很难逾越的深沟。“我们爱美丽的城市，但城市不爱我们。”这是很多民工无奈的心声。

　　这是一个很有喜剧色彩的故事，故事主人公是郴州市宜章县的邓远健：以安装塑钢门窗为业的他背着一个大工具袋，在袁家岭车站等车，这时一辆空调车开了过来，售票员将头伸在窗口，大声揽客。“多少钱？”邓远健几乎习惯性的问了一句，售票员理也没理他，问第二声时，售票员没好气的转过头白了他一眼说：你坐不起的！然后扬长而去。事情过去很久了，可是说起那一幕，邓远健仍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哀。

　　记者突然明白了，小龚为什么那么酷爱唱“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小龚又吼了起来。听说政府提出让民工享受市民待遇，小龚笑了，年仅21岁的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城里的阳光很温暖呀！什么时候能平等的照在我们的身上？”小龚眯着眼笑着说。

　　“城乡差别”并没有因为农民大量进城而消失，对民工的偏见甚至歧视及各种限制依然存在。

　　本报记者　周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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