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吕映辉／文

　　2002年8月13日晚上5点多钟，工作在沈阳站技术室的李明（52岁）像往常一样从单位下班出来，至西向东骑着自行车，穿过回家的必经之路——北二路北两洞桥。

　　由于前两天刚下过雨，桥洞里积存了大量的雨水，加之路面前一时期施工，有些坑坑洼洼。

　　当李明就要穿过桥洞子时，自行车的前轱辘突然失去重心，绊上一个不知有多深的坑，他整个身体飞过车把，摔出二三米远，头部重重地磕在地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摔在水中的李明在昏厥了两三分钟后，被下班回家途经此地的同事刘艳、张伟建等人唤醒。李明此时虽然恢复了神志，但身体从颈部以下都动弹不得，一点知觉都没有。同事刘艳见状，立刻用手机拨打了120，急救车赶到后将李明送到了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李明大约是在当天下午5点40分左右被推进了急诊室，经检查，他被确诊为颈椎骨折，脊髓椎板和棘突骨折，神经遭到压迫，造成李明从颈部以下无知觉，已成高位截瘫。

　　据刘艳和张伟建事后在证明材料上写道，此地大坑已存在很长时间，而且没有任何警示标牌，已有数人在此地摔倒摔伤。而且在事后的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张伟建又特意来到出事地点，见路面上的积水与前一天差不多深，仍有30多厘米。张用手去摸，摸到一个大约长1.5米，宽0.7米，深0.4米的大坑。

　　李家事后也有人多次去了出事地点，看到在李明摔伤的地方竖起了一个警示牌，之后不久在出事的大坑上还罩上了排水铁箅子。 无钱治病亲人离世

　　李明在医大一院住院治疗期间，多位专家对他的病情进行了会诊，但都没有什么好办法进行治疗。有专家建议他到北京手术治疗，但李家为亲人治病已花了许多钱，特别是李家刚买了房子，正在还贷款期间，巨额的医疗费让李家雪上加霜，已无力拿出去北京治病的钱。

　　李明的老伴说：“我们为了筹集给老李治病的钱，都准备卖房子了，但因为价格问题没有成交。老李是铁路职工，在医大住了半个多月后，就转到了铁路医院接受治病。”

　　据李明当护士的女儿讲：“铁路医院对铁路职工治病医疗用药上有许多限制，医疗设备也不足，我爸这病没有监护仪是不行的，没办法我只能把我爸转到我所在单位——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但铁路医院不同意转院，但为了能治好我爸的病，我们还是将我爸转到了四院。由于我爸摔得很重，专家的治疗意见又不统一，我爸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一个月以后就出现了并发症，机体离子紊乱、中枢神经紊乱，饭都吃不了，靠胃管进食。”

　　李明的女儿说：“这种病人一旦出现机体紊乱，就很难调整，而且时间越长，各种并发症越多，后期我爸出现了低钠、低氧、低蛋白、酸碱平衡紊乱等症状，情况越来越遭。当年12月17日，爸爸终因脊椎骨髓损伤合并多种并发症离开了我们。”

　　法庭调查陷入困境

　　李明摔伤后，李家一直在找有关部门认定责任。在李明摔伤的第三天，李家就拨通了“市长热线”，在有关人员的协调下，李家又找到了沈阳市建委，市建委让李家找其下属部门——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

　　据李明的女儿讲，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说，北二马路由他们负责改造，但还没有交工，针对李明的情况，可以一次性给个十万八万的，就此解决此事。

　　“我们家属觉得不行，我爸到北京治病，这些钱万一不够，怎么办？我爸被摔成高位截瘫，十万八万的治病都不一定够，后半生怎么办，这笔钱要是先期支付的费用还可以。”李明的女儿不同意这个解决方案。

　　双方就此一直没有达成协议。为此，李家于当年2002年10月30日正式起诉，将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告上了法庭。

　　李明的女儿说：“和平区人民法院曾经在我爸治病期间，把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的一个账户查封了，并准备将账面上的四万多块钱划给医院先给病人治疗。但不知为什么，这笔钱又不让动了。”

　　“2003年6月中旬，法院开了一次庭，到庭的有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市政工程建设公司和市排水处等单位。”

　　李明的家属说，在法庭上，市政工程公司表示，“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是发包方，我们是承建方，这段路是我们2000年承建的，又过了一年的保修期，李明是2002年出的事，何况我们已经按合同把这段路交给快速干道轨道指挥部。李明摔伤我们没有责任。”

　　市排水处则认为，“我们根本没有接收这段路的排水井，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接收要求，所以李明摔伤的事跟我们也无关。”

　　在法庭上，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表示，李明摔伤他们有一定的责任，但前来参加庭审调查的人没有说清楚问题，因此法庭最终没有确定责任人。

　　最后，法庭认为需进一步进行调查，并要求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提供施工图纸。

　　窨井杀人谁该负责

　　据李明的家属介绍：“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将图纸提供给了法庭，法庭表示图纸需请工程师说明，要求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把工程师找来说明情况，但当法庭找到工程师后，工程师却说自己是聘任的，跟指挥部的合同到期了，这事他不管。”

　　为了核实有关情况，我们于8月18日上午来到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但未能见到有关负责人。第二天上午，指挥部一位姓张的同志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我们很同情死者家属，病人在治病过程中，我们也曾经表示给病人拿个十万八万的，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李家不干，说不够，向我们要100万。我们是临时的部门，过两天就要撤了。答应给他们的钱也是我们要求施工队给出，我们是事业单位，哪有这笔钱给他们，何况责任也不在我们一家……”

　　我们又到市排水处了解相关情况。一位负责信访工作的女同志说：“这事我们知道，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接收过这段路的排水井。”我们问为什么没接收，这位女同志说：“我们认为它不合格。”

　　我们又来到和平区人民法院，采访负责此案的法官。马法官说，上面有规定，案子没结束前，办案人员不得接受采访。

　　李明已经去世半年多了，但寻找责任人却仍无结果。李明的女儿在电话里说，她前两天给法官打电话询问案子的进展情况，法官对她说，他这两天正跑涉案的相关部门呢，案子比较复杂，他刚从高速干道轨道指挥部回来，这个部门目前正在审计，马上就要撤了。他准备过两天去市建委一趟，找工程师看图纸，但最终认定责任还是有困难。

　　李明的女儿悲伤地说，这个案子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我们腿都跑细了，妈妈新添了许多白发，到底谁该对爸爸的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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