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获悉，本报曾报道过的“空姐杀男友案”一案，由于被害人郭某隐瞒已婚事实已有过错在先，主犯杨因此被北京市高级法院由死刑改判为死缓。曾做过空姐的杨因身为有妇之夫的男友迟迟不能离婚，而耿耿于怀，她不仅骗自己的情敌喝下水银，还在一次争吵中将男友杀死，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据说这次改判与最高人民法院前不久召开的一次会议有关，会上提出因家庭和感情纠纷及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要“慎杀”。法律专家对此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慎杀”原则已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强化，这体现了刑事司法机关在用刑
上更趋于科学、公正和人道。
来自北京市高级法院的数字显示，在为期两年的“严打”中，共有35名一审判处死刑的案犯被改判为死缓。市高级法院副院长王明介绍，这主要是考虑到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被害人有一定过错、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以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等各种原因。高院在审核每一件死刑案件时都经过认真、慎重研究，对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对于重要证据存有疑点的死刑案件，即使是社会影响大，法院也要留有余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兰亭认为，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实务人员抱有死刑万能、重刑主义的思想。“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话语，也曾被写入法院的死刑判决书中。但事实说明，死刑并未遏止持续上升的犯罪率，“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有限。死刑本身也具有一旦错杀无法挽回的严重缺陷。“如今，废除或者严格限制死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我国在死刑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坚持少杀、慎杀。”
法院人士认为，严格死刑案件的标准已成为当前刑事审判的重点，对“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操作尺度在于：对依法必须判处死刑的罪犯，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判处死缓；虽然犯罪情节非常恶劣和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但证据尚有疑点，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防止错杀；对尽管论罪该杀，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作从轻、减轻处理。
“目前司法机关强调‘慎杀’是值得倡导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顺安说。现代法治社会中，人道性是刑法不可或缺的价值底蕴，刑法的人道性是指刑法的制定与适用都应与人的本性相符合，尽可能地宽缓。王顺安认为，像家庭和感情纠纷及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之所以要“慎杀”，是因为这类犯罪通常属于激情犯罪或偶发犯罪，被告人主观危险性的反社会性不大。根据现行死刑政策，只有对个别“罪行极其严重”的，才能考虑适用死刑。（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