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杂志 吴建丽

　　在河北行唐县吴磁沟村，差点没能找到吴小玲。

　　之前，记者便已听到了这样的传闻：吴小玲已经躲起来了，要找到她恐怕不容易。一开始对吴的寻找，确实几乎进了死胡同。

　　出租车从行唐出发，一路颠簸地到了吴磁沟村，不知门牌号码，只好边走边打听着。

　　“村里出了这样的事，肯定不好打听。”司机出于好心，“你一个外地人可能更难问，最好别露面。”在车中等候的结果，是眼看着车窗外在路边干活的村民对着司机摇头，和司机师傅几次下车好像也是村民一样和人家去套进乎，却也一次次摇着头回来。

　　记者在车中坐不住了，索性下车，没想到北京口音却使情况发生了转机。一个40多岁的村民当即指着前方十分肯定地说，“往前走，不远。”

　　瞬间开朗。随后的问路一下子变得顺畅了。

　　村里人希望北京来的人能够为吴小玲申冤。这是记者当时的感觉。第一个走进这里将吴小玲的声音变成文字的记者，就来自北京的媒体——《法律服务时报》，盛学友。

　　这个名字恐怕吴磁沟村的人都知道，当时盛对吴小玲的报道《河北惊爆“处女嫖娼案”》见报后，吴小玲一家将报纸发给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这就是媒体的影响力，白纸黑字，它远比自己去解释更有说服力。“还有人给我们干警家里也都塞了报纸。”行唐县公安局的几位干警所说的“还有人”，指的是那几个曾经被认为是“嫖客”的人。

　　或许这件事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吴小玲有处女膜证明，当时认定吴小玲卖淫的干警也已经被检察院提起公诉，原因是“非法拘禁”。

　　真的没有悬念了吗？

　　采访回京后，记者却总忍不住在心中问自己：真的没有悬念了吗？

　　事件涉及的地域由上至下的管辖关系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翟营乡，吴磁沟村。

　　吴磁沟村在此次事件中几乎可以被忽略不提，它只是吴小玲的户籍所在地，村里人对这件事的了解都是在事后——如果不是吴小玲从派出所出来后就回到了村里，没再出来打工，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她，本文中甚至不会出现“吴磁沟村”这几个字。

　　关键地点在翟营乡、行唐县和石家庄市。

　　一些与此案有密切关联的人都曾反复穿梭于这三地之间，三地中的执法机构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俺们冤啊！”

　　吴小玲喊冤，派出所的民警也喊冤。

　　翟营派出所是最初查办“吴小玲卖淫案”的执法机构。事后，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他们。派出所仅有的四名民警全部被传唤到石家庄接受讯问，派出所所长王银海、外勤民警赵增光被逮捕，赵国利、高建红被取保候审。

　　“没打她，也没骂她！咱没干过的事走到哪儿也不能承认啊。”民警高建红觉得很委屈，从石家庄回来后总是睡不着觉，“俺们冤啊！”

　　据赵、高二人回忆，当时吴小玲的态度很好，都是自己招供的，“有吴小玲的供词，有嫖客的供词，这个案子俺们觉着一点也没办错。”

　　但是吴小玲说，她的供词都是被民警打了以后按照民警提供的照着念的。

　　吴小玲是2002年8月20日晚10点左右，被派出所传唤到了翟营。与她一起被传唤的还有贾英、董洁。第二天，三人分别招供。吴小玲供出与9名男子有性关系，且均有金钱交易，贾英供出一人，董洁供出两人。在吴小玲的供词中，除了供出9人的姓名外，还准确地说出了其中四名“嫖客”于国斌、高录军、赵秋海、王秋良的手机号码。

　　“他就打着你让你承认。承认的时候他们给你提供出人名、单位、长像，不承认就是用那个电刑棍电你，用脚踹你，用椅子卡住你。”2003年4月19日，记者在吴小玲的家中见到了她，在形容当时的情景时，吴小玲脸上并没有特别悲伤的表情。

　　“俺们事先认识谁呀？！不可能说俺们给她提供手机号码，这是不可能的事！”赵、高二人说出了一连串的“不可能”。

　　记者：包括手机号码都是他们提供给你的吗？

　　吴小玲：这几个人的电话号码吧，是他们几个人在理发店里歇着时说，记下个电话号码吧，以后理发等你们这边没有客人可以给我们服务的时候，可以打手机。就是这样知道的。

　　记者：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了。

　　吴小玲：对。

　　记者：那这些人的电话号码是你自己说出来的，不是民警逼着你说的？

　　吴小玲：不是不是，是他们提供出来的，他们给你提供的这些人他们也都熟悉，也都认识。

　　到底是谁说的电话号码记者有些糊涂了。根据吴小玲后来所说的，她从派出所出来去做了处女膜鉴定，按她的话说是“结果挺好”，然后她就打电话把这个结果都告诉那几个人了。

　　由此可以推断，这些人的电话号码吴小玲是知道的，并且他们之间很熟悉。

　　脆弱的口供

　　吴：说我是处女我觉得奇怪。因为我知道我有那种事，我知道我有性关系，我自己清楚我自己啊。

　　问：那派出所打你了吗？

　　吴：没有。

　　问：那打你脸了吗？

　　吴：没有。

　　问：既然没有那你为什么两次这么说啊？

　　吴：我要不那样说我也没法做了。诊断证明也出来了，要是不告，你没法说啊。

　　……

　　这是行唐县公安局讯问吴小玲时的录像。“尽管是你干警说没打，这毕竟是单方面，就要听听人家对方——吴小玲怎么说这个事。”吴小玲将翟营派出所告到石家庄以后，行唐县公安局副局长严建伟说局里很重视这件事，由行唐县公安局组织专案组，对翟营派出所办的这件案子进行了复核。类似的审讯进行过多次：

　　2002年9月10日，县公安局局领导蒋洪泽、范振文询问吴小玲；

　　2002年9月11日，由县公安局纪检、法制、治安等部门组成了专案组，对吴小玲进行调查；

　　2002年9月12日，专案组在法制科的监督下对吴小玲的讯问进行了全程录像；

　　2002年9月13日，专案组在县委纪检委、公安局法制科的监督下对吴小玲进行讯问；

　　2002年9月19日，县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前提审吴小玲。

　　每一次吴小玲都说：卖淫是事实，派出所没打我。

　　“一看是这种情况，告的这内容都是虚构的，歪曲事实真相，再一个考虑到她已经告到有关部门，所以局里面一致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吴小玲涉嫌诬告陷害。”吴涉嫌诬告陷害的立案报告和破案报告都是严建伟副局长签的字。县检察院通过审查，也作出了对吴小玲批准逮捕的决定。

　　但是，所有的口供，全部被吴小玲的一张处女膜鉴定推翻。

　　“一些领导看了吴小玲的处女膜诊断以后，就认为处女怎么可能卖淫呢，肯定是办错案了！”在上级领导的直接干预下，吴小玲被放了出来，这令严建伟感到苦恼，公安局所做的全部工作都被否定了，包括其他“嫖客”当时留下的与吴小玲的供述可以相互印证的口供，包括为避免说是刑讯逼供而拍摄的录像，实际上是全部被否定了。

　　处女怎么能卖淫？

　　吴小玲拿出的鉴定结论是一名“嫖客”的妻子带着她找熟人做的，结论是“处女膜完整”。“去的医院有认识人。”这一点，记者在采访吴小玲时也得到了她的确认。

　　找熟人做鉴定并不能必然地否定鉴定的效力，但是在严建伟看来，这样的鉴定存在着瑕疵，“作为法医都应该懂，就是鉴定应该和案情联系起来，做更多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光说处女膜完整，处女膜松弛的完整和处女膜不松弛的完整，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好多人对医学并不是说特别懂。”为弄清处女膜的事，记者在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四楼的法医门诊，随机采访了一位值班医生。记者没有问他的姓名，他也不知道记者是为采访吴小玲案而来。“有的处女膜就是有了性行为，也不是100%会破裂。我跟你讲，处女膜的种类特别多，客观上存在着好多问题。有的处女膜的状况就是比较松弛的，还有比如说，有环形处女膜，有唇状处女膜，这些都不易破裂。你没法认定。要判断有没有性生活，单纯从这方面来讲，都不是绝对的。”

　　“是不是说，单纯对处女膜是否完整做鉴定，是没有意义的？”记者问。

　　“就没法做这样的鉴定！反正我做法医鉴定这么二十大几年，没做过这种鉴定！”“当然涉及强奸案，肯定是已经立案了，这样的鉴定我们做。但也不是说单看一个处女膜，有些比如实施暴力了，我们可以检查她有没有明显的损伤，再一个还要提取分泌物，等等。”

　　医生说的这些当时严建伟他们都不懂，“因为不懂这一块专业，当时咱们也想不通，要说处女膜完整可她交代的怎么又是这么个情况？”于是公安局带着吴小玲又去做了鉴定。

　　河北省石家庄市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对吴小玲作出的鉴定结论就不只是“处女膜完整”这么简单了，结论共有三点：一是“本人自述有多次性生活史”；二是“妇科检查：处女膜松弛，可容二指松，无明显裂痕”；三是“此种类型处女膜，性生活不必然导致破裂”。

　　“我们还找了专家去问，像这种有多次性生活史，处女膜不破，能占多大比例？结果去了以后人家说，这种事多了！”严建伟说一位医生甚至还反问他们：“生过孩子以后处女膜不破裂，你们听说过没有？这种情况都有！”

　　这样看来，吴小玲拿出的“处女膜完整”的鉴定结论，在证明力上存在瑕疵，起码不具有直接的证明效力。这就意味着，除一纸处女膜证明之外，吴小玲要想推翻自己在公安部门所做的多次口供，必须还要拿出更为直接的证据。

　　“我没想把事情闹这么大。”吴小玲说她最初的想法只是希望公安承认办错案了，然后把罚款还给那些人，“他们逼着我让我还钱，赵秋海(“嫖客”之一)还逼着我写下了还他5000块钱的保证书，我实在被逼得没法。”但是有人却让吴小玲把控告材料交到了石家庄市检察院，材料上写着希望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刑讯逼供。这是吴小玲向检察机关反映的情况，但是却没有伤情鉴定。“如果她身上有伤，连处女膜鉴定都做了，怎么会想不到去做一个伤情鉴定？”行唐县公安局的严建伟对此很不理解，“后来检察院的一个副科长也说过，来检察院的时候看见吴小玲的背部还有一条红印哩，那是拿椅子压的，后来俺们当时提出来，这么重要的证据为什么你们当时不固定下来？既然有的话，处女膜你都可以给她做鉴定委托，为什么伤痕不做法医委托？拍个照片也行啊，都没有。而且到目前来看，所有的证据都是吴小玲她们的单方证据，仅凭她们口头说说就可以推翻在我们这里做的这么多次口供吗？所以俺们认为，这样说话不客观。”

　　程序之痛

　　“我们现在不管吴小玲是不是卖淫，就查当时的派出所民警是不是有非法拘禁。”以石家庄市检察院为主对翟营派出所民警涉嫌非法拘禁一案进行了侦查，最后将案件交到了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由他们负责进一步侦查并提起公诉，这是长安区院的办案人员对记者所说的。关于进一步的情况，经过请示他们不能再过多透露，“主要是担心说的过多，那边会反侦查，所以有些情况只能在庭审之后才能向记者透露。”

　　对这一点记者表示理解。然而不管吴小玲是不是卖淫，也就是不管民警是不是办了错案，仅因程序差错就能构成犯罪吗？对记者的问题，长安区院的办案人员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到了庭审那天你就知道了。没有证据我们也不能轻易地办这个案子。”

　　“检察院的理由就是多人多次，该使用传唤证的没有使用传唤证，不该适用留置的适用了留置。”严建伟对这个案子很清楚。所谓多人多次，指的是当时同时被传唤的还有贾英和董洁，而三人中只对吴小玲使用了传唤证，传唤后也不能直接适用留置，但是派出所的民警直接将吴小玲转为了留置。

　　“留置和延长留置都是经过领导批的，履行了法律手续。”严建伟给记者看了当时有领导签名的留置审批表和延长留置审批表。

　　“既然吴小玲卖淫她否不了，”严建伟有些激动，“俺们觉着这要算个执法过错可以，像这种情况就构成犯罪？”严建伟的问话显然不需要记者的回答。

　　“毕竟传唤也好留置也好，都是为了办案，就是为了把这个案子办清。没有非法拘禁的故意。”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张香敏也感到有些不平，“其实当时按照程序可以对吴小玲适用拘留，但是拘留毕竟是一种强制措施，在没有大致掌握一些证据之前最好不用。”

　　留置也称“继续盘问”，但是刑法规定，留置只适用于“当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

　　“那时候有老师来给我们讲课都是这么讲的：先用传唤，再用留置，加起来一共是多少个小时。”说到这里严建伟和张香敏都笑了，“向9个人卖淫，24小时的传唤就能查清啦？”

　　“出了这个事以后，干警们的情绪很受影响，从那时候到现在，局里面的这些派出所就再没办过罚款的案子。”公安局办公室主任鲍骚繁说起这事，一脸无奈。

　　面对采访得来的材料，记者陷入了困惑。一方面是公安办案中确实存在着程序差错，这种差错是否会导致不公平的办案结果出现？是否会导致正义的流失？是否构成犯罪？

　　另一方吴小玲又拿不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处女膜鉴定为“性生活不必然导致破裂”；没有伤情鉴定；多次在派出所和公安局所做的口供能够互相印证。记者很想为处于弱势的她呼喊，但却总觉得有点缺乏底气。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开庭时就知道了。”再一次想起长安区院的办案人员对记者说的话，希望到那时，一切悬念都能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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