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图的是什么？在这个人人匆匆奔走于写字楼、火车站、互联网的时代，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滑稽。但是，一个最热门的立法建议，却与这个问题有不小的关系。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男女退休年龄不同引起了代表们的普遍质疑，代表们呼吁将男女同龄退休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不少评论认为，果真如此，则将是在实现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方面迈出又一步。

　　乍一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当然包括男女平等。然而，男女平等到底是什么意思，即便是最博学的政治学家，也未必能够讲得一清二楚。比如，男女平等是否意味着男女可以———甚至必须———从事同样的工作，或工作同样长的时间？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说，当年层出不穷的铁姑娘、不爱红妆爱武装之类的事情，才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

在这种男女平等观念的背后，隐含着“劳动是一种神圣权利”的原则。劳动是一种权利吗？这个问题曾经是18、19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根据某种浪漫的政治社会理论，一个人只有从事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才对社会有价值。于是乎，铁姑娘们似乎是最好地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人。

当然，对于这样的观念，人们也不免有所疑惑：什么才算劳动？加里·贝克尔等经济学家曾指出，家庭劳动也算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其产值应当记入国内生产总值，并且，社会应当对于家庭劳动给予恰当的补偿。这样的理论，似乎可以让呆在家中的人踏实一些。

但那些代表妇女权益的学者和政治家仍然在争取妇女“劳动”的权利。此处的劳动权利，其实不过是走出家庭、被他人雇佣、并获取收入的权利。不论中西，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某种社会理论的宏大叙事来分析家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社会中，妇女的经济地位决定妇女的政治地位；同样，在家庭中，夫妻的经济地位决定着谁是家庭的主宰者———仿佛家庭也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舞台。因此，只有当妇女们从家庭之外取得与男子同样多的资源（收入、声望、地位等等）之时，才能在家庭内部、进而也在社会中获得平等的权利和权力，从而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这可能正是大多数支持男女应当同龄退休的人士的逻辑，正是根据这一逻辑，劳动才变成了一种“权利”，延长工作时间才变成了一种“权益”。

笔者不敢说这样的逻辑不对。但毋庸讳言，这种观念在带来了某些巨大的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意外的结果，比如，处于工作年龄段的城市人口，基本上没有家庭生活可言，没有生活质量可言。不管是男是女，上班工作成了生活中惟一重要的事情。确实像19世纪某些学者所希望的那样，家庭———可悲地———沦为社会再生产的细胞而已。

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我们有理由反问一声：对于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幸福吗？人们追求某种神圣的权利，难道就是为了享有这样一种普遍地粗陋而惶惶然的生活？

那么，男女是否应当同龄退休？对此，我无力给出确定的答案。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男女平等当然是一种美好的价值，但从容的家庭生活、细致的生活质量，也同样是值得人们追求的美好价值。人们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而法律一旦介入，对一种价值给予强制性保护，就极有可能损害其他价值，而我们却很难肯定那种受保护的价值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一定能弥补其他价值遭到损害而产生的代价。面对这样的价值冲突，明智的立法者当会审慎行事，在这样的事情上保持沉默，让雇主和雇员自由地进行抉择。这或许是民众可以普遍接受的方案。

　　本版园地公开，欢迎投稿。来稿务求简洁晓畅，针对时事、身边事、心头事作生动活泼的议论。来稿烦请注明职业领域。切勿一稿多投。一周未见报可另作处理。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回应、争鸣。传真：020－87370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