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惠

　　人生有许多遗憾，我一生最大的，又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是至今没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母亲的形象只能靠我在心中勾勒。

　　1928年1月，贺龙来到了华容、石首、监利一带，和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贺锦斋、段德昌以及我父亲方之中等人一起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当年秋天，参加湘鄂西秋收暴动的部队奉命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我父亲被任命为师长兼参谋长。

　　大革命失败后，陷入白色恐怖。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接上党的关系，父亲化装成逃荒的农民辗转到了上海，由阳翰笙同志介绍参加了“左联”，由田汉同志介绍又参加了“南国社”。“左联”和“南国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进步文学团体。从此，父亲就由军事战线转到了文化战线，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鲁迅主办的刊物被国民党查封后，父亲又主编办起了一个新的刊物继续战斗。鲁迅很高兴，并亲自为这个刊物起名叫《夜莺》。鲁迅、张天翼等文学前辈曾多次为此刊撰稿。父亲坚定地站在鲁迅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父亲在“南国社”工作时认识了我的母亲范淑寒。母亲常常帮助父亲抄写稿件，外出联络出版事宜，为来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1936年，母亲入了党，两人的心贴得更近了。那时的地下工作不但时时刻刻都有危险，而且也非常清苦。1938年10月，我就出生在这样清苦的家庭。父母亲先是欢喜了一阵，接下来便是愁苦了：带着孩子又怕暴露目标，又没有固定住处，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万般无奈，为了工作，忍痛割爱，于是把出生刚刚二十多天的我送到一个有钱人家抚养。但送走我后，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无法入睡，也无法工作，只好又从人家手里把我要了回来，想来想去还是把我送回老家。就这样，1938年11月初，母亲回到了我华容明碧山下的老家。

　　地下党组织安排母亲到附近的塔市驿小学教书。她一面教书，一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学生的觉悟，并和当地党组织一起动员和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时注意党的发展工作，先后发展了三十多名党团员。母亲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仇恨。父亲到延安后，写信要母亲立即离开华容，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赴延安。

　　1940年清明节前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悄悄出门由华容启程前往湖北的石首县。谁想刚刚走到鲇鱼市的旗杆咀时，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向母亲开了两枪，母亲倒在血泊之中。那时她只有21岁，而我仅仅两岁。消息传开后，当地反动政府得知被杀的是“共匪”头子的妻子而不肯收尸。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有4位农民找来一块木板偷偷把我妈妈抬走，匆匆挖了一个土坑埋了。

　　23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已是共和国将军的父亲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专门到鲇鱼市寻访，总算找到了当时抬我母亲的4位农民。父亲紧握着他们的手，感动得只流泪说不出话来。在他们的指引下，父亲找到了母亲牺牲的地点，并立了纪念碑。

　　直到1981年，我才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我离别了几十年的家乡。跪在母亲的墓前，亲吻着浸有她鲜血的土地，止不住撕心裂肺地痛哭，我要哭够、哭透，让多少年来一直积在心里的思念尽情地倾泻！我哭尽了全身的力气，瘫倒在献给我母亲的花圈旁。不少老人陪着我流泪，他们中有一些人见过和认识我的母亲。几位大妈过来拉起瘫在地上的我，抚摸着我的手安慰说：“细伢子莫哭了，你娘地下有知看到你今天出落得这么有出息，她该多高兴。”接着，她们又给我描述起母亲的模样：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匀称的身段，漂亮、文静……并一致说我长得很像我母亲。至此，我总算在心里描绘出了我母亲的大致形象，我看到原来的墓碑已不太好，就又找石匠专门用大理石新刻了一块碑，以示我永远的怀念。（解放军报2003年09月01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