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撰稿人杨悦新

　　“行政审批时代”的标志是：有行政管理的地方就有行政审批，审批项目过多过滥，审批程序冗长复杂。“行政审批时代”是人们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前行政管理过度依赖审批手段的形象说法。

　　在“行政审批时代”，要在北京中关村地区设立一个公司，需要审批的流程表有几米长；在深圳办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要经过二十多个部门，盖五十多个章，收三十多次费；在河南郑州，六个市区两级“馒头办”均规定，生产馒头的企业要办许可证，在市里要交1100元，在区里要交1600元……据不完全统计，一个省的省级审批事项多则两千余，少则也有一千余项，而中央部门的审批事项还要更多。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限制了正常的市场竞争，成为权力寻租腐败滋生的根源，也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大约在四五年前，以绝大多数部门、省市砍掉45％左右的审批项目为标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序幕拉开了。而后，以中央政府部门为目标，以大幅削减收费项目为切入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逐渐进入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和水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性质还都是行政机关的“自我革命”，手段也都是“削减项目”，由于每个审批项目背后都涉及权和钱的问题，行政机关的“自我革命”难免会有阻力与障碍，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减而减、边减边设、减完了事、各行其是”的现象时有发生。这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取得决定性进展，靠行政机关自身削减审批项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法律手段。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正可谓是应运而生。行政许可法解决了制约行政审批制改革的两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鉴于绝大多数审批许可都是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设立的，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也就是行政审批的设定权严格限制在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上，剥夺了部门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设定权。这一规定意味着，今后只有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有权设定行政许可，其他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都不得设定行政许可，也就是说，任何行政机关以任何红头文件即可以设定行政审批的时代结束了。

　　二是行政许可法严格划定了许可范围和许可禁区，强调凡是老百姓能够自主决定解决的，或者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调节的，以及能够通过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加以约束和规范的，行政机关采取事后监督等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均不得设定许可。已设定的许可，也不宜长期存在，通过适时的评估，应及时进行修改和废止。地方政府只有在法律法规尚无设定行政许可的情况下，因行政管理的需要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设定临时许可，但此类许可在实施后一年内就将其上升为法规或者停止实施。这些规定为从根本上减少和控制行政审批的种类和数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对任何事项都可以设定审批的时代结束了。

　　行政许可法可以标志“行政审批时代”的结束，却不标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后胜利。任何一部法律无论其本身多么完美，相对于复杂的、不断发展着的社会而言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行政许可法也不例外。作为一部统一的行政许可法典，它作出的规定只能是原则性的、概括性的，不可能为每一种具体的情况提供具体而明确的答案，具体判定要由具体的实施机关来把握。因此，实施机关能否把握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就成了这部法律是否收到预期立法效果的关键。事实上，由于长期历史传统的影响，政府权力过大的弊端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管”字当头仍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习惯作法，再加上来自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行政许可法在实践中的实施仍然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这就是说，当我们挥手告别“行政审批时代”的时候，还要牢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