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告工会第一案(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04日11:35 南方周末

　在现实情况下，工会工作是很难做，但并不表示工会就可以无所作为。maginechina／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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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会的法人资格证明，伍立京将其告上了法庭，“较真”的精神让他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　王海欣　摄

　　被诉“不作为”的工会，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后，将第一次站上被告席

　　状告工会第一案

　　本报驻京记者孙亚菲

　　伍立京从未想过要成为“告状专业户”，他甚至不愿意生活中有太多瓜葛。

　　早在两年之前，他的生活基本一帆风顺：清华大学毕业，直接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之后留在那里，成为一名收入和地位都不错的科研人员。

　　然而，生活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两年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事纠纷后，他失业了。

　　先后被两个单位“抛弃”，生活动荡，经济拮据。在寻求人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伍立京屡屡碰壁，无功而返。

　　“法律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底线，”伍立京说，“现在有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谁有权，谁说了算，而不是谁有理，谁说了算。我这回就想看一看，不找有权的人，就凭道理，究竟能不能推动该做事的人做事？究竟能不能依照规则就把问题解决了？”

　　他顿了顿，又强调：“我是一个较真的人。”

　　就是因为“较真”，以他的人事争议为核心，带出了大大小小七八个“官司”。这些官司，小到管委会，大到中央部委，大多是伍立京状告行政机关或社团组织不作为。

　　这其中，伍立京以“不履行职责”为由状告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会一案尤为引人关注。

　　被诉“不作为”的工会，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后，将第一次站上被告席。

　　“这件事意义重大。”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名官员感叹说。

　　8月2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部法律顾问与监督处处长关彬枫在网上看到了这起状告工会的消息，他当即下载了下来。

　　“这的确是全国第一起，这以前我没听说过。”从事多年劳动争议研究的关彬枫告诉记者，为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需要，2001年10月，有关方面对《工会法》进行了修改。“新《工会法》强化了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责，也给工会主席提出了难题，你不履行责任，人家就可以告你。”关彬枫说，伍立京状告工会一案，对工会系统的干部来说，是一个鞭策和督促。

　　股权争端

　　或许，以伍立京好“较真”的性格，注定有一天会经历这样的命运波折。

　　1999年8月，伍立京在半导体所工作刚刚满一年，硕士学历让他取得了助理工程师的聘任资格，前途光明。

　　他对未来的打算也很简单：恋爱，结婚，安安心心搞科研。

　　就在这时，一场转制打破了平静。他所在的半导体所工程中心与中国节能投资公司搞股份制合作，半导体所出人出技术出设备，节能公司出资金，各自控股45%和55%，成立“海特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1999年底，伍立京成为新公司的一员。按照当时的政策，工程中心转制到海特的人，人事关系仍留在半导体所。

　　“刚开始，我们对新公司抱有很大希望，认为它可以克服旧的科研体制弊端，做出一些事情来。”

　　伍立京说，然而后来的事实跟想象的并不一样。2000年初，负责公司内部网络建设的他，在一个员工意见会议上向公司领导建议，设一个网上意见箱收集民意。“当时公司副总和其他人员都同意了，后来我就按照这个思路，把会议记录原文放到网上，没想到这位副总一下子不高兴了，因为里面有不少大家提的尖锐意见，他认为公布出来不合适。”伍立京认为，这大概就是观念冲突的开始。再到后来，他经常就管理上的问题到领导那里去提意见，“慢慢地，领导对我的性格也就有了看法。”

　　矛盾终于在2001年下半年明显化。2001年底，海特公司进行股权制改造，当时公司几乎所有职工都参加股权分配，而伍立京和另两名后来也被解聘的女职工被排除在外。

　　一位曾参加过当年股份分配会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海特员工说，当时念完分配名单后，就有人提出来，怎么没有伍立京的？并问，伍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又是硕士，学历比他低的都有，不给他，是不是准备不要他了？

　　“会上领导没有给出回答，只是让大家议论了一下伍立京的表现，还提到网络的问题。”这位知情者说。

　　对于伍立京的表现，这名员工表示，实事求是地评价，伍立京工作“有他的毛病”，比如领导想让他搞科研，而伍立京却喜欢搞网络，“不是很配合。后来又在网上公布了大家的建议。”

　　海特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逸维，把伍立京定性为“一个表现不大好的职工”。关于为什么70多名职工中，只不给伍立京等三人股权，任逸维没有正面作答，只表示，“这是集体讨论决定的”，并反问记者，“你对伍立京了解多少？对那两个人了解多少？至于他们该不该有股权，涉及到公司经营的问题，不是报纸上说得清楚的。”

　　伍立京说，他曾就这个问题专门问过任逸维，任也是这种态度。

　　2001年12月30日，伍立京带着请求答复的书面材料，再次就此事找到任逸维，结果双方闹得不欢而散。第二天，伍就接到通知：合同期满，不再续签，退回人事关系所在的半导体所。

　　维权之路

　　2001年的最后一天，对伍立京来说，“恶梦”开始了。

　　这之后，他遇到一系列难题：被退回半导体所后，所人事处告知伍立京，2000年半导体所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伍立京没有按规定与所里签订全员聘用合同，所以不发给待岗工资。

　　“我当时在海特，人事上根本没有通知我签合同，工会这些代表职工利益的监督机构也没有过问过，最后责任怎么全落在我们身上了呢？”伍立京愤愤不平。

　　就从海特到半导体所的种种问题，伍立京多次找领导反映。然而，半导体所领导告诉他，所里占的股份小，解决不了海特的问题，让找节能公司；找到节能公司，那边又说，伍立京的人事关系在半导体所，让回半导体所解决。后来又找到中科院，中科院建议到人事部进行人事争议仲裁，而人事部又退回中科院，让主管单位解决，“我就像一个皮球，上上下下，被来回踢”。

　　然而，比行政相互扯皮回避更让他难过的是，在寻求帮助时，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的态度很令人失望，“有的是不作为，有的甚至当起了行政的帮手”。

　　海特公司人事经理徐新宁，是伍立京最早接触的工会干部。任逸维和半导体所工会主席吴晓光都证实，徐是半导体所在海特的分工会的负责人。

　　就在发生股权纠纷后，伍立京找到徐新宁，希望她能向公司领导反映一下问题，“她对我说，‘你和公司领导的矛盾你自己去解决’，态度很强硬，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材料也没收，就走了。”伍立京说，这之后不久，徐新宁以人事经理的身份，发给他辞退通知书。当时伍提出，这样的辞退方式无效，因为按规定，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然而徐新宁不顾质疑，留下通知就离开了。

　　记者就此事向徐新宁求证，海特公司接电话的一位职员表示，目前公司任何人都不得单独接受记者采访。之前徐新宁曾对另一家媒体记者表示，作为一个分工会，只是上传下达，组织活动而已，并没有调解和维护职工利益的职责，也没有这个能力，伍立京应该直接去所工会反映情况，没有必要由她去传。

　　2002年1月初，回到半导体所的伍立京来到所工会反映情况，接待他的是主席吴晓光和副主席张士力。

　　“看完材料以后，吴晓光说，这个事情他们也得了解一下，但他们也很为难，说之前行政领导表示过，半导体所只是小股东，不好过多干预海特的事。我看他这么一说，就知道这事情更难了。工会一点积极的态度都没有，找了这么一个理由。”

　　这之后，伍立京就没再得到工会对此事任何形式的反馈。

　　当记者致电半导体所工会主席吴晓光时，他表示已经得知自己成了“被告”，并笑言，职工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确实提高了，“他愿意走这样的途径来解决，挺正常，我一点也不反对，但我不认为这表示问题激化了。”

　　他否定了伍立京的一些说法，说，从工会能够做的工作来讲，该做的，他们都做了。

　　“伍立京来反映问题后，我就问过海特公司，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告诉我，关于股份的问题，是所有中层集体研究的决定，那我们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吴晓光还告诉记者，海特公司与伍立京的说法大相径庭甚至完全对立，“这边是伍立京一个人在说，那边海特公司是一个国有企业，还有上级单位，从可信度来讲，我们相信海特的更多一些。”

　　在反映无着的情况下，伍立京开始向更高层次的工会反映：中科院工会、中关村海淀园区工会、大型企业工委以及全国总工会，但一圈之后，最后的结果依然是：责令原关系所属工会予以解决。

　　一时间，伍立京进退维谷。

　　“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刚分配到所里时，曾经签署过一个协议书，上面规定，硕士毕业有四年服务年限，在时间限度内，不能随便解除关系。所以，我就想拿到这个协议，去进行下一步工作。”

　　然而，当时一式三份的协议书，在填写完毕后都交给了人事处。于是，2002年2月的一天，伍立京找到人事处要求拿回一份协议，“人事处处长祝素娜说，需要研究一下，先不给我了。这以后就一直拖着。”

　　这个棘手的“协议事件”，又到了半导体所工会主席吴晓光那里。

　　“吴晓光说，要是合同执行过程中关于涨扣工资的事情，我们可以管，但人家合同给不给你，我们不好管。”伍立京说，“三方合同，一人一份，这是协议中最基本的，也是是非黑白最清楚的事情，最该管的，怎么能不管呢！但他还是那个态度，我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个材料交给了中科院，申请人事争议调解。”

　　虽然半导体所工会成立已久，却没有设立人事争议协调委员会，于是，在中科院工会和半导体所的促成下，半导体所人事争议协调委员会于2002年夏天成立，按规定，工会主席吴晓光出任委员会牵头人。

　　委员会调解的第一个纠纷，就是伍立京与人事处的争议。然而，半导体所这惟一的一次人事调解，最后却以失败收场：伍立京依据《人事争议处理条例》坚持要按三方到场的调解程序，把祝素娜叫来核实情况；但吴晓光却认为，伍立京是与所里发生的人事争议，不是祝素娜个人，调解委员会里已有所方代表参加，无需再叫上祝素娜。

　　事情又拖了大半年，今年4月底，矛盾集中爆发了。伍立京突然接到通知，半导体所在5月31日之前，正式解除其与半导体所的人事关系。

　　“我的档案要被转到街道，变成工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伍立京立即给所里写了一个回复，称这种行为“违反劳动法和所里原来的规定”，同时也向所人事争议协调委员会提起书面申请，要求进行调解。

　　“吴晓光这次显得更为难了，不想收，我说你先看看，材料先留下。过了三四天，吴晓光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情我们研究了一下，由于你们已经被解除关系，这件事不在我们的管理范围内，我们只管聘用期间发生的争议。”

　　闻言，伍立京立即就在电话里跟吴晓光争执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吴晓光讲述了他的理由：“调解委员会调解范围是有限的，按规定只调解合同存续期内的争议，比如加班工资不发这样的问题。但是劳动合同本身有没有、续不续，那在人事争议范围之外，调解委员会也没法做。当时我把这些告诉了伍立京，他很生气，这我理解，但我有什么办法！”

　　记者就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向北京市工会法律服务中心进行咨询，对方明确答复：劳动合同或人事关系是否承续而产生争议，是调解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对此，吴晓光解释说，他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只是按照半导体所制定的争议调解条例来执行，而这个条例，“是照科学院的调解条例抄来的”。

　　立案

　　7月2日，一大早，伍立京背上他的大挎包，赶到海淀区法院，“要状告工会不作为”。包里面，有起诉状，还有一本新《工会法》。

　　事实上，在和吴晓光发生争执之后，他就萌生了告工会的念头。

　　在这之前，伍立京刚刚赢了一个官司：状告北京市劳动局不作为。事情缘于去年底，他到劳动局反映人事争议一事，之后劳动局答复伍立京，说是去调查了，单位没有侵犯他的权益。伍立京要求按劳动举报条例规定，让劳动局出具正式书面答复，对方坚持不出。一气之下，伍立京起诉到宣武区法院，结果胜诉，北京市劳动局被判三日内按规定进行书面答复，还赔给伍立京交通费等180元。

　　“有了这么一个行政诉讼官司的经验，我就觉得，从法律角度，单就这个事情该谁做，要做到什么程度，权利义务该如何划分，是可以评判的。我们觉得工会也应该是这样子，一个职工组织，应该为职工讲话，给职工一个交代，绝不是发发电影票、搞搞活动那么简单。”

　　回家后，伍立京找出全国总工会信访工作人员送给他的那本新《工会法》，仔细研读。看到法律责任那一章，里面明确规定，凡违反本法规定，造成职工损失的，可以罢免工会主席，也可以要求赔偿。

　　随后，伍立京找到曾帮他打赢劳动局官司的宋律师，宋律师告诉他，告工会还没有先例，能不能立上案，都是问题。为防万无一失，伍立京和宋律师研究了两套方案：一是以工会是独立社团法人的名义，状告所工会不作为；第二套方案是告半导体所，若法院认为工会不独立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半导体所可以作为独立的事业法人，替他下面的工会履责。

　　海淀区法院立案庭接待他的，是一位“态度和蔼的女法官”，姓赵。但她看了材料之后，很迟疑，说，这个行吗？她拿不准，就让伍立京去找主管的一位姓郭的法官。

　　郭法官看到诉讼案由是“工会不履行职责”，迟疑了一下表示，“研究一下再说”。

　　按七天出受理结果的规定，一周后，伍立京再次找到那位郭法官。“他说，我干了20年了，还没见过告工会的。何况这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也说不好。”这位法官沉思良久，再次让伍立京留下诉状，再等等看。

　　海淀区法院立案庭的赵法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当时确实没有状告工会的先例，所以法院方非常慎重。“按照《工会法》，我们也承认工会是社团法人，但你们那个工会是不是经过了工会登记，还需要更明确的证据。所以，我们让他提供更多证据才可以立案。”

　　伍立京通过网络查询，得知中科院的工会在北京市工会做过工会法人登记，于是赶到北京市工会法律处，拿到了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会的法人登记资格复印件。

　　这张登记号为018890026、法定代表人为“张士力”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成了整个事件的转折点。

　　伍立京马上把复印件交给了赵法官。几天后，他又在《人民公安报》上看到一篇关于新《工会法》司法解释的文章，里面提到，工会是法人组织，可以按独立的法人来立案。他当即把此文复印下来，送到赵法官处。

　　7月31日，伍立京接到了赵法官打来的电话，说海淀法院研究过了，这个案子可以收，并通知他交费。伍立京当即去交了50元立案费，状告工会的案子正式被受理。

　　在伍立京的起诉书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会“违约”，要求被告退还本人交纳的4年全部会费15.84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对于这个诉讼请求，伍立京状告工会的用意已不是为个人的人事纠纷求解，而是试图打破人们习已为常的现象，唤起工会职责的回归。

　　并非无所作为

　　“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会员对工会有预期了，提要求了，不把工会看成泛化无用的组织了，这是个好事情。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的工会干部要进一步加大维权力度，尽量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到位。”中华全国总工会法?晒ぷ鞑扛辈砍す栉榱⒕┳锤婀せ嵋话敢曰兰郏踩衔泄せ岽嬖诘闹种直撞。氪蠡肪秤泄兀荒苋晒せ岬T稹?

　　“工会是群团组织，没有裁判权，只有建议权，要借助行政力量才能维权，另一方面，干扰工会工作的因素又比较多，譬如工会干部的工资福利都由行政或企业开支，因而受其制约，一些地方还出现过非法撤并工会的情况。”他说，尤其是在企业，设立工会专职干部非常困难，常常是由有行政职务的人来兼任。伍立京的案子反映的问题就很典型：徐新宁是人事经理，而半导体所工会的所有干部，包括主席吴晓光在内，全部都是兼职人员。

　　“一个人既是公司部门经理，又是工会主席，他究竟代表哪一方利益呢？”郭军表示，现实的棘手问题，加之工会进行维权的基本手段有限等等，所以工会工作也难有其施展的空间。

　　然而，无论是工会干部，还是伍立京，都认同一个观点：在现实情况下，工会工作是很难做，但并不表示工会干部就可以无所作为，敷衍塞责。

　　事实上，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劳动争议史无前例的高发，有专家早就预言，如果处理不好，就将成为威胁社会安定团结的一大隐患。据今年初出版的《2002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不完全统计，2002年共提请劳动监督部门处理的违反劳动法律的行为和事件14782件；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受理违法违规案件50786件。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部法律顾问与监督处处长关彬枫提供的数据更为惊人：劳动争议每年以50%的速度在增长，行政仲裁增长30%，法院诉讼增长24%。

　　“管不了是一回事，管不管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给你反映问题，你就应该替我据理力争。工会虽然没有强制制约力，但有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渠道，只有积极通过这些形式，才能尽到为职工说话办事的天职。”全国总工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还向记者表示，目前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各项工作都在紧张的准备当中，关于工会的权利义务与未来发展方向，都将是这次会议重点探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