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和

　　据9月7日《华西都市报》报道，成都市出管处明文要求出租车驾驶员热情地使用“谢谢”、“您好！请问到哪里？”“请带好随身物品”、“请注意下车时安全”、“再见”等“文明用语”，营运中没有使用5句文明用语的出租车驾驶员及其所在企业均将受到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的哥”收钱没说谢谢可罚款3万元，即使有地方法规的授权，这种重罚也有违法律的原则精神。没说“谢谢”，至多算是疏忽或遗漏，并无多大的社会危害，何以承受如些高额罚款？即使企业有教育不力的过错，也不宜搞株连，企业跟着受罚岂能不冤？

　　“罚款”这种让被罚者深受切肤之痛的重要教育手段，时下颇为盛行，甚至被称为“最管用的办法”。 但不可忽视的是，任何手段都会有瑕疵，不可能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假如罚款是万能的，那么还要法律、法规干什么呢？罚款最重要的缺陷，就是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感，很难形成遵守的愿望和习惯，还容易导致逆反心理。就成都市的做法而言，还因为证据难觅，因为一般顾客不会计较，这使得“没说谢谢定罚款”的规定很容易流于一种形式。

　　当整个社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人们修养达到一定的水准，人们对于文明用语的遵循，就会进入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境界。也就是说，真正的文明是水到渠成的，是一个社会绝大部分人的自觉行为，如果将道德范畴的行为提至法律的高度随意处罚，只会导致南辕北辙。

　　成都市力度空前的罚款可以算“乱世用重典”了，这样倡导文明的心情和愿望也可以理解，但是所运用的手段值得商榷。罚款是一种简单落后的管理手段，是出于“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需要，文明不是罚出来的，我们应当走出迷信罚款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