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司机发生车祸死亡，家属说是工伤，公司说姚不是员工，双方为何争论不休？本报记者　孙朝方　实习生　陈捷

　　姚司机开了三年车，一朝出车祸身亡，家属才知道“老板”另有其人。客运公司以“不是员工”为由拒绝赔偿。司机和公司之间到底是事实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怎样区分两种关系？这两种关系给当事人带来的赔偿结果有什么差别？不同的认定会带来怎样的赔偿？

　　司机撞死难定公伤

　　姚某是肇庆市怀集县人，在佛山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客运分公司做驾驶员三年。去年9月24日，姚某在工作时间驾驶公司大型普通客车正常行驶时，与一辆突然爆胎失控的大货车相撞，货车司机当场死亡。姚某被送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同年11月2日，警方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姚某不负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姚的妻子林某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丈夫的老板是黎某，而黎某却不是该汽车公司员工，只是承包了公司的客车，并请了姚某做司机，但一直未与姚某签订劳动合同。

　　今年5月10日，姚妻林某以工伤为由向佛山市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仲裁部门称需要提供工伤认定书。于是，林某向佛山市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她认为，丈夫是佛山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客运分公司的驾驶员，在工作时间驾驶该公司车辆发生了本人不负事故责任的交通事故，应认定为工伤。但是汽车公司却认为，车主黎某本身就不是公司员工，姚某又是由黎某雇佣的，所以姚某与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不能认定工伤。

　　承包经营难于管理

　　对于这一是非难辨的问题，记者专门走访了广州市交委宣教处。该处梁处长称，客运公司里有人承包汽车再雇请司机的情况大量存在，承包人与汽车运输公司通过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如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不法行为，承包人或运输公司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类似本案的承包人雇用司机或把车辆再发包给个人的情形，交通部门既不允许也不能禁止，因为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经济行为、民事行为，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现行交通行政法规只是对汽车运输公司经营行为的规定，至于司机与承包人或司机与运输公司所产生的劳动、劳务关系，属于运输公司经营方式的范畴，交通行政部门没有任何依据插手。

　　梁处长表示，像姚某这样的情况很多，目前也只能靠社会监督尽可能把损失减至最低。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是司机本人要增强法律意识，与承包人或汽车运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一般都是工人倒霉

　　同样存在大量承包和雇佣关系的建筑行业也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广州一位承建商陈先生告诉记者，目前建筑公司承接到工程后，一般会分给几个包工头承担，再由包工头雇用建筑工人。不是工人不愿意或不懂得要求签劳动合同，往往是建筑公司根本不与建筑工人签合同。建筑工地发生伤人甚至意外死亡事故是常有的事，但极少认定当事人是工伤的。

　　按照“行规”，工地发生任何意外，都由建筑公司承担。陈先生所在的建筑公司有时也会为某项工程买保险，这样的话出了意外就由保险公司承担大部分赔偿金。但他们也衡量过利益得失，一般来说工程大、利润高的项目才购买保险，更多时候是出了事故再掏腰包善后，最后倒霉的还是工人。

　　劳动劳务如何区别

　　姚某和公司之间到底是事实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无疑是认定工伤事故的焦点。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全兴认为，从法理上讲，两种关系区分的关键是：首先，劳动关系以劳动力为标的，劳务关系以劳务为标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属于生产要素，而劳务则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相当于“产品”。因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力享有使用权，而劳务接受方对用于生产劳务的劳动力不享有使用权。另外，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组织关系，即用人单位基于对劳动者的劳动力的使用权，将劳动者纳入其劳动组织，安排、指挥劳动者劳动，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劳动组织的成员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而劳务关系中，劳务提供方不是劳务接受方的组织成员，劳动过程由劳务提供方组织和管理，该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由劳务提供方安排和指挥。基于这两点，姚某是客运分公司的劳动组织成员，即是公司的客车驾驶员、公路客运乘务员，受公司管理，其劳动力由承包人黎某使用，即其劳动由黎某安排和指挥。因而，姚某与公司间是事实劳动关系。

　　据此，7月21日，佛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小组认定姚某是工伤，但工伤赔偿至今仍未拿到。同时，肇事方已按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了13.1万元给姚某家属。

　　认定不同差别很大

　　广东省法援处王飚尘律师告诉记者，认定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对当事人来讲，有较大差别。以该案为例，如果裁定姚某与公司是劳务关系的话，双方就成为人身损害关系，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赔偿相比少了近3万元。工伤待遇往往都比较高，很多都是包当事人终生的，但损害赔偿都有固定的年限，如几年或十几年。

　　如果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当事人受到的是工伤，即使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有过错，也由公司负全部赔偿责任，个人不必承担过错责任。反之，如果是劳务关系，当事人就要对交通事故中的过错承担责任。以该案为例，姚某在前一种关系中就可以得到全额赔偿，在后一种关系中就只能参照人身损害赔偿得到部分赔偿。

　　谁来保护“游离者”？

　　像姚某这样的情况很多，有关主管部门说“不允许也不能禁止”，目前只能靠社会监督尽可能把损失减至最低。

　　这么多领域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却只能靠社会监督，是多么可悲啊。

　　劳动者要加强法律意识，做工要签劳动合同，几乎所有职能部门的被采访者都提出这个“最根本的”解决途径。遗憾的是，他们忽略了劳动者的生存环境。记者问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是不是和雇工都签了合同？他坦白地表示：不用，主动要求不签的都大有人在，省了麻烦。记者采访了一些装饰公司、搬家公司、家政服务公司，那些“员工”也无奈地说，有活做就不错了，哪敢吭声。要工作，还是要合同？这是个很现实的话题。

　　劳动部门一位负责人说，在广东，有大量的劳动者游离在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之外。一旦发生纠纷，用人单位或雇主能轻易逃脱法律责任，那么谁来保护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特别是在劳动者发生工伤或因工死亡的情况下，本人和家庭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如果劳动法不能给予他们应有的保护，很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果劳动保障部门和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都能像佛山劳动局一样，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结论，那么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将会得到明显改善。（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