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炉顶”，即香炉盖上的捉手，其名称来自史籍记载，明人高濂在他的《遵生八笺》（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已提到自唐宋以来所制玉器中就有了“炉顶”的称谓。这种器物的整体造型一般似馒头状高高隆起，多采用管钻镂空加以多层镂雕，纹饰包罗万象，常见的有龙纹、蟠螭纹、春水、秋山、荷叶鹭鸶、鸳鸯卧莲、山石人物等，形态各异，画意盎然，堪称极具欣赏价值的艺术品。在南京市博物馆“明都南京”馆的展厅中，就陈列了这么一件制作精美的镶金座玉炉顶（见图）。这件器物通高7.3厘米，宽5.3厘米，通体采用多层镂雕。顶饰由两片荷叶组成，荷叶中心凹下，似欲折合，呈四瓣样式，边缘呈连弧式的齿状，从向内翻卷的荷叶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阴刻的叶脉，叶脉呈细长的双直线，近荷叶边缘处分叉；荷叶下的苇叶和水草穿插交织，形成层次丰富的多层立面，水草为立体形，厚而长，弯曲自如，中部随叶脉凹下，如将折合；两对鹭鸶栖息其间，各据一隅，形态各异，有的昂首望天，有的俯身觅食，有的回眸观望，姿态优雅闲适。鹭鸶头长翎毛，阴刻细长的三角形眼，头部雕琢简洁，身体浑圆，其上刻画细阴线象征翼羽。该器雕琢时采用了钻孔镂空之法，炉顶底部为稍作修整的椭圆形，嵌于莲瓣纹金质底座上。金座作仰覆莲瓣状，仰、覆莲瓣之间束腰内收，每片莲瓣之中均饰火珠纹。覆莲瓣之下接垂云纹支脚，金座上部还有四个金质小爪，用来固定上部的玉炉顶。
这种器物在考古发现中从宋至明都有出土，传世品也屡见不鲜，其中以元年器物最多，雕琢最精美。早在1952年，上海青浦区北庙村的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任明墓就出土了一件青玉荷鹭纹炉顶，1992年发掘的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天、地宫内更是出土了一批数量达11件之多，时代由南宋延续到明初的玉炉顶，纹饰除荷叶鹭鸶外，还有鸳鸯莲荷、双螭抱石、秋山（山林群鹿）等。综观这些玉炉顶，纹饰大同小异，雕工精粗程度参差不齐，使用的玉材也林林总总。任明墓玉炉顶的外形与这件镶金座荷鹭纹玉炉顶十分相像，镂雕技艺堪称巧夺天工，惜乎玉质普通，只是一般的青玉，如从材质美的角度来看，它的观赏价值不免要打点折扣。相比而言，这件镶金座荷鹭纹玉炉顶，玉材选用上等新疆和阗玉，玉质洁白细腻，毫无瑕疵，仿佛罩着一层薄薄的玻璃质，显得温润晶莹，灿然生光。大约因为这件玉炉顶实在太精美了，令人爱不释手，它的某一任主人又为它配上了特意打造的金质莲花座，成为一件纯粹的陈设玩赏器。该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土于南京雨花区明墓，由于并非来自科学的考古发掘，当时同出了哪些器物，有无墓志，也就不得而知了。从该器的雕琢技法及风格来判断，当为元代作品。
高濂在他的《遵生八笺》中还提到，与炉顶并存的同时代玉器中还有一种叫“帽顶”的器物，但未谈及这两类器物各自的形制与区别。同为万历时期的举人沈德符在其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认为炉顶和帽顶同为一物，他说：“今又珍玉帽顶，其大有至三寸，高有四寸者，价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上嵌饰钮也。问之，皆曰此宋制，又有云宋人尚未办此，必唐物也，竟不晓此乃故元时物。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威，尝见有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当时俱西域国手所作，至贵者值数千金。本朝还我华装，此物斥不用。无奈为估客所昂，一时竟珍之，且不知典故，故云宋物，其耳食者从而和之。”按照沈氏的观点，明代鼎彝炉盖上的嵌饰，本是元代王公贵族的帽顶，因汉人不穿蒙元服装，所以元代帽顶之饰到明代时被改制为炉顶，简言之，炉顶和帽顶本为一物。这一说法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其一，我们在元代绘画中看到的元人所戴的帽饰是一种素面球状物，表面不施任何雕工，这从元代成宗、仁宗画像、甘肃敦煌莫高窟及安西榆林窟的元代壁画上都可以清楚辨认；其二，沈氏所说的元代王公贵族以其帽顶纹样表示身份品级高低的说法在史书中未见任何记载，而且传世炉顶题材众多，有植物、动物、人物和各种自然景物，以其判断品位高低持之无据；其三，在各地收藏的玉炉顶中，其底部的构造有的是平底带孔，有的底座下至今还存有粘胶，有的将底座周边加工成子口以便与炉盖母口相合；其四，传世玉炉顶中，尺寸大小相差很大，高者达九厘米，矮者仅两厘米，如用作帽顶装饰，尺寸如此参差实在不合情理，而如用作炉顶大器配大，小器配小，则是顺理成章的。此外，从上面介绍的那件荷鹭纹玉炉顶来看，它被特意配上了仰覆莲金座，玲珑剔透，金碧辉煌，作为案头陈设显得十分高雅。这一现象表明，元代本为器物捉手的炉顶，由于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过其使用价值，故到了明代文人手里，有的已经被改制成纯玩赏性的艺术品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明代被称为炉顶的这类器物，已经未必都一定是作为鼎彝炉盖上附属物的实用器，这是由该器物本身的艺术层次所决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