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

　　想吃什么我能搞到

　　在合肥市长江路上几家酒店、餐馆的菜单上，没有一家明目张胆地标明该店有何种野生动物菜肴，当记者说想要点一些野味时，一家酒店的老板说：“我们这里只有野鸭、野兔，其它的野生动物就不敢卖了。”

　　在淮河路步行街上，一些饭店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没有”。记者留心他们的菜单，发现大部分店家已经去掉了“特色野味”“珍禽异兽”之类的分类菜谱，只在标有“生猛海鲜”一类名称的栏目里找到野鸭、野生鲶鱼的“名字”。位于步行街附近的一家酒店老板告诉记者，自从“非典”以后，他们就不再卖野生动物菜肴了，主要是因为现在吃野味的人少多了。

　　记者随后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个路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说已经很长时间没碰过“野味”了。来自宿州的李先生说，他以前很喜欢到饭店吃野生动物，一来味道不错，二来听说有营养。可是，自从闹“非典”之后，他再也没有吃过了，“确实挺害怕的”。朱先生和几个朋友刚刚从饭店出来，当记者问及他们是否吃了野生动物时，朱先生笑笑说，“吃点野兔、山鸡之类的应该没什么吧？不过，吃的明显比以前少了。”

　　本以为野生动物真的从餐桌上“销声匿迹”了，可是在市府广场附近一家装潢很不起眼的餐馆里，记者却得到了别样的答复。这家饭店的老板听说有人要吃野生动物，迟疑了一阵，随后问道：“你想吃什么野生动物，尽管说，我们一定弄到，保证正宗。”当记者提出让老板“推荐几道野生动物菜肴”时，老板听后似乎有所警觉，避开问题，只是不停地说：“你们想吃哪种野味就直说，别总问来问去的！”当记者问前来吃野生动物的顾客是否很多，老板说，虽然不比从前了，但当然是有的了，否则“我们这生意怎么办”？

　　专家

　　饮食陋习需要改变

　　“非典”盛行期间，国家林业局、国家工商总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停止猎捕、出售、收购、运输、进出口野生动物，并对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场所实行全面监控。这虽然只是针对流行疾病而暂时性采取的“非常措施”，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人们以深深的启示：应该彻底杜绝捕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对于野生动物，并非“非吃不可”。

　　长期关注动物保护工作的安徽医科大学祖述宪教授说，其实，野生动物的肉，味道并不格外可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营养。然而，在我国许多地方，却有无数的人为了满足一己的“口福”欲望而大嚼野生动物，这在世界上都是极其罕见或绝无仅有的。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对野味趋之若鹜呢？祖教授分析认为，这可能缘于中国人在“吃”这个问题上一贯的喜欢摆阔、猎奇的心理。当前，有一批所谓的“新富新贵”，喜欢一掷千金的公费吃喝，炫耀特权、地位和盛情，有时候还借此拉拉关系、搞搞腐败。八九百元0.5公斤的娃娃鱼，上千元一只的猫头鹰，几千元0.5公斤的金钱龟，反正又不需要自己掏腰包，“不吃白不吃”。

　　其次，是传统的医药文化尤其是“嗜补”的情结在作怪。很多人都相信野生动物可以增加营养、“滋补壮阳”。古人误认为鹿有千岁长寿，能频繁交配，因而称鹿茸能“壮阳延年”，称鹿鞭、虎鞭和海狗肾能“补肾壮阳”，称虎骨酒和牦牛骨髓能“强筋壮骨”。这样的观念其实是非常愚昧的，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

　　祖教授说，应该看到，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与功能，对之进行大量捕杀就是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据有关部门统计，“非典”发生以前，单广州每天吃蛇就达20吨以上；上海市两万余家餐厅中，有80％供应野味，每年光蛇的消耗量就达2000多吨。小小一条蛇，看起来不起眼，其实在维持生态平衡过程中亦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食用野生动物是一种不文明的陋习，弊大于利，早就应该被摒弃了！

　　商家

　　政府开口企业新生

　　当然，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对野生动物进行商业性的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还是可以的。8月12日，国家林业局正式公布了梅花鹿等54种人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可商业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至此，由于非典而遭禁的野生动物养殖、经营等活动“重获生机”。

　　国家林业局的名单刚一公布，安徽招宝农业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沸腾了起来。这家以野生动物人工养殖为主业的企业，在“非典”期间历经磨难，短短两个月，损失就达400多万元。现在，他们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曙光”。据该公司办公室刘峰主任告诉记者，国内特种养殖业发展到今天，在技术上已经相当成熟，已成为很多地方的主导产业，对农业经济的档次提升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于“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刘峰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可以！他说，就他们公司的养殖品种和市场状况来看，野猪、野鸡、孔雀等陆生野生动物在经过人工驯养后，具有较高的商业利用价值，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成为人们的“美味”。实际上，就是在国际上，一些经过较为成熟技术驯养繁殖出来的野生动物也可以被用于商业领域，包括餐饮业。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坚决会跟着国家的政策走！”省林业厅动物处保护处的一位负责人说，对经过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进行有限度的经营利用，是符合社会、经济等发展需要的。保护野生动物是为了使其能更好地为人类所用，否则就毫无意义了。当然，这种经营或利用必须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在法律许可、技术许可等情况下去实施，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肆意妄为。

　　刘峰也认为，特种养殖行业是正在兴起的一个“朝阳行业”，需要社会的理解与认可，“如果一味极端地对商业利用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持以反对态度，就会阻碍农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改善，并有可能会给野生动物保护带去更多的难题”。

　　破局

　　法律完善有待时机

　　《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的公布，让动物学界人士有了些许担忧。在他们看来，对动物进行适度的经营、利用是可以的，但必须施以人性化的“动物福利”政策。令人遗憾的是，制定于1988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许多方面已经不能适应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如这个法律只对一些珍稀动物、濒临灭绝的动物施以保护，而对司空见惯的麻雀、野兔、青蛙等就没有明确的保护条文，这不利于生态平衡的常态维持。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法律只有追究捕猎、贩运、销售野生动物者法律责任的条文，而没有禁止食用一切野生动物、停止一切为食用而养殖野生动物等条款，致使众多违法食用、养殖等行为发生，“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力”。同时，已有野生动物保护人士提出建议，希望能在《刑法》中增加对于“恶意点食、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菜肴的消费行为”的处罚办法，或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其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加重对非法经营者的处罚力度。这些空白都有待填补。本版稿件由本报实习生丁玲娜刘玲君本报记者章玉政殷平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