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曦 实习生 沃林婀娜／文 记者 平伟／图

　　2002年9月12日，管城区东城乡杨庄村村民委员会被政府核准撤销。从村民到市民再到股东的角色跨越，割断了杨庄村民同“土地”的最后一丝血缘联系。然而一年后，他们过得还好吗？

　　杨庄模式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是其都市村庄背景；二是其创新意义。但有关专家称，杨庄模式与目前郑州的都市村庄改造有着本质的区别，能否被有效借鉴，还很难说。

　　9月12日对于河南中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博股份）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去年的这一天，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同意撤销杨庄村村民委员会。而此前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中博股份成为联系众多“村民股东”的新纽带。

　　对管城区东城乡杨庄村的1000余位村民来说，此举意味深长。从村民到市民再到股东的角色跨越，割断了他们同土地的最后一丝血缘联系。这其中饱含了喜悦、激动甚至还有些许恐慌和酸涩。

　　时隔一年，杨庄转制的内情并未被外界更多地知晓，转制之后中博股份的实际运作情况也是让人雾里看花。真相究竟如何？知情人士称，事情还得从2000年的秋后说起。

　　一场特别的“农转非”

　　实际上，杨庄模式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都市村庄”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创新意义：像杨庄村这样抹去村级建制，整体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属全省首例。一位产权交易方面的资深人士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即便在全国也属罕见。

　　“转制是件头疼的事，但不转不行。”中博股份董事长徐国强（原杨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直到现在还未能完全抛开转制情绪。

　　据徐介绍，杨庄村有6个自然村，1065位村民。在转制前，该村的居民散落在郑州东部四五个办事处的辖区内。但之后不久，杨庄就淹没在了郑州东扩的波涛中，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都市村庄。

　　不过，杨庄村的领导班子倒抓住了郑州东扩这个机会，把村集体企业经营得红红火火。至2000年前后，杨庄村已经拥有了几家企业。其中郑州中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博集团）最引人注目，其旗下的若干大型批发市场基本上都是省内行业中的龙头老大。该集团总资产已达数亿元。

　　但问题接踵而至：已小有成就的集体企业面临管理、人才和体制上的多重瓶颈。同时，2000年前后，郑州市撤销都市村庄的呼声甚高，杨庄村何去何从？

　　徐国强最终选择了主动出击，让杨庄整体转制。但怎么转，还是一头雾水。

　　都市村庄转制也是一种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弄不好要翻船的”。中博股份的一位高层人士对杨庄当初的抉择至今仍心有余悸。

　　经过再三权衡，2000年10月份，杨庄村将整体转制的相关法律事宜全权委托给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省产权中心”），此后的一切都在省产权中心的操作下有序展开。

　　2001年2月25日，杨庄转制迈过了一道槛。这一天，杨庄新一届村民代表大会召开，36名（应到39人）村民代表神情严肃地步入中博集团会议室，行使1000多位村民赋予他们的权力。

　　同日，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杨庄村民委员会村民参加改制人员的决定”、“关于确认中博集团有限公司评估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起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等议题。

　　这三个决定和决议的确认，使整体转制所涉及的人员、资产及方向等关键性问题都有了明确答案。杨庄转制方案已经呈现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

　　2001年7月22日，河南中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大会，选举产生中博股份的董事会和监事会。随后，徐国强在第一届董事会上被推举为公司董事长。

　　4天后，即2001年7月26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中博股份正式挂牌。

　　2002年8月6日，杨庄村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讨论“是否撤销杨庄村村民委员会进行整体转制”。最终，村民们艰难地选择了“是”。这一结果随后上报到东城乡，很快又以“请示”的面孔出现在管城区区长办公会的案头。

　　2002年9月12日，管城区人民政府作出最终批复，在“同意撤销杨庄村村民委员会”的同时，决定由区政府组织公安、工商、土地、财政、审计、社保等部门和东城乡参加协调会，协调解决杨庄村委会撤销后的有关善后问题。

　　至此，杨庄转制几乎走完了所有的法定程序，杨庄村从郑州版图上消失了，一个现代股份制企业取而代之。

　　三道难题

　　杨庄村的转制大戏，其中有三个“段子”最引人注目。一是村委及村办企业财产处置，二是寻找转制的最佳组织形式，三是集体土地的归宿。

　　吴红魁是省产权中心投资银行部主任，也是杨庄转制的具体操盘人。提起那件事，吴对自己当年的为难情形毫不掩饰，不过杨庄模式也是其得意之作。“毕竟没有先例，通过两年多的摸索，杨庄模式才得以最终形成。”吴指着身边近一米高的案卷说。

　　吴红魁坦承他在接这个项目时压力很大，特别是如何公正、保值、合法地处置村委及村办企业财产、找准转制的组织形态及安排好集体土地归宿等问题尤其如此，因为这三个问题直接关乎转制成功与否。

　　转制前，杨庄的企业基本都属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将这些企业合理改制，并使改制形式符合“撤村设公司”的总体转制设想，成为摆在转制操盘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经过综合考量，省产权中心方面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将村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一步到位地改制成现代企业形式，设立中博股份有限公司。吴红魁认为，这种模式一方面让企业改得比较彻底；另一方面，股份制的构想也为日后“撤村”铺就了后路，为量化资产和“村民转股东”找到了合适的组织形式。

　　2000年年底，杨庄委托河南光大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对中博集团进行资产清查评估，并将结果公示十天。这种“清算”为发起设立新公司扫除了障碍。

　　2002年2月25日，杨庄村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把它作为转制的第一阶段。

　　“决议”规定，新设立的中博股份注册资本金为25680万元人民币。其中，全村村民及干部量化分配（具体分人头股、贡献股、工龄股等）评估净资产8613．6万元；全村村民及干部现金入股3670．97万元；郑州中博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净资产入股13395．43万元，控股中博股份。

　　村民们还达成一致：中博集团其余评估净资产及村委会拥有的其他未进入评估的资产，待条件成熟进行第二步改革时妥善处理。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第二步改制的财产处置工作已全部完成，有关手续可能在2004年7月26日后才能最终画上句号。

　　中博股份的浮出，为杨庄的村办企业找到了归宿。但土地呢？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农民成了市民，村委会不复存在，杨庄村原先掌握的各种土地一时倒“丢失”了主人。

　　知情人士称，杨庄掌握的土地有三部分：国有出让土地400多亩，国有划拨土地100余亩，村集体土地300多亩。

　　按照相关规定，国有划拨出让土地可以名正言顺地归到中博股份名下，但集体土地的归宿却让省产权中心的专家们伤透了脑筋。为规避矛盾，操盘者打出一张新牌：让中博股份代管集体土地。

　　“这种模式最符合杨庄整体转制的精神和现状。”吴红魁对这种处理方式颇为满意。一方面，代管过程中的受益者是中博股份，实际上也还是全体股东（原村民）；同时，即使以后这些集体土地出手，所有收益还是分摊到股东身上的。

　　转制后的幸福生活

　　王永芬老人是原杨庄村陈庄村民组村民，今年78岁，身子骨依然硬朗，但最让他感到得意的还是晚年的衣食无忧。

　　王永芬告诉记者，他每月能从村里领取各种保障费用984元，老伴也能领到820元，足够两人的开支。而在改制前，老两口的收入加在一起也没100元。“转制对我们绝对有好处。”王永芬的老伴在一旁唠叨着。

　　据中博股份的一位高层讲，凡中博股份年满18岁的“村民”，每人每月都能从公司领取最低650元的“工资”。

　　最风光的还不是股东们。在中博股份的办公大楼外，十多辆清一色奥迪Ａ6一字排开。据称，这些都是中博股份高层们的坐驾。“公司高层都必须买车，企业掏三自己掏七，车归个人所有。但必须买黑色的奥迪Ａ6，这是企业形象问题。”徐国强在这时显得霸气十足。徐称他有信心在两年内让所有股东家家配车，享受待遇同领导层一样。

　　“村民股东”的优厚待遇和公司领导的体面坐驾，都如穿在表面的“美丽衣裳”，展示着中博的今非昔比，同时也昭示着杨庄和中博集团的深层变革。

　　吴红魁认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理顺和完善是杨庄改制的最大收获之一。

　　“中博股份实行全员聘用制，1065名股东全部‘下岗’。”中博股份工会主席张庆秀说。有250多名股东被返聘上岗。

　　成立至今，中博股份打了几个漂亮仗：抢在外地新业态登陆郑州前，完成了中博家具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同时，以积极的姿态杀进汽车销售领域。在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东隔壁建造河南中博汽车交易市场，预计今年年底就能投入使用。

　　中博股份在市场上的左奔右突，让很多相关利益者甚至是局外人感到了一丝宽慰。毕竟，曾经的都市村庄，能闯出这般模样来，的确让人对杨庄模式刮目相看。

　　杨庄模式曲高和寡？

　　近年来，都市村庄越来越成为郑州的心病。随着城市化进程提速，为数众多的都市村庄成为陷落在都市中的孤岛和独立王国，在治安、绿化等方面都成为管理难点。都市村庄的改造势在必行。

　　事实上，从2000年左右，政府改造都市村庄的动作一直紧锣密鼓。但问题是业已成型的杨庄模式究竟有多大借鉴意义。

　　管城区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杨庄转制的初衷之一，就是想“研究一套办法，积累一些经验”，为其他都市村庄的转制奠定基础。

　　但眼下事情的发展并未进入杨庄的节奏。有关专家指出，眼前这场都市村庄改造，普遍采取整体搬迁、易地改造，整体拆迁、就地改造，局部搬迁、滚动改造等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治标行为，根本不是在谋求制度上的根本改变，杨庄模式对这种改造的借鉴意义不大。

　　记者注意到，很多都市村庄的村民心态矛盾。对村民来说，“都市文明”，我所欲也；“农村好处”，亦我所欲也。很多村压根儿就没有转制的愿望。

　　“即便是其他村有转制愿望，杨庄模式也不能被任意复制。”在都市村庄转制问题上，吴红魁向来都主张“一村一策”。吴称，杨庄村经济基础好，班子强，人心齐，村秩序和局势也比较稳定，这些都是整体转制不可或缺的条件。

　　但杨庄模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它探索出了一条都市村庄命运归宿的新路子，而且截至目前，这种模式结出的果子“长势喜人”。大河报七日财富2003-09-1200:00:00责任编辑：郭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