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律师给中国带来什么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5日11:37 新民周刊

　　撰稿／陆世纶(记者)

　　“150年来最好的”时期

　　美国律师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你不用到好莱坞影片中去找，他们就出没在我们身边。美国斐格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的合伙人律师彼得·纽曼就是其中之一。这位40岁出头的英

俊美国人与你在电影中看到的美国律师的形象几乎一模一样：他每天大部分时间身穿阿玛尼深藏青西服、腕戴劳力士运动型表，语速飞快但彬彬有礼，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从来不用圆珠笔——和其他美国律师不一样的是，彼得·纽曼能说一口很棒的普通话。今年9月初一个闷热的下午，他就这样坐在上海南京西路一幢高级办公楼里的会议室中，与几个中国商人商讨其公司准备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问题。

　　彼得·纽曼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法学博士，但他本科读的却是中文。看起来彼得·纽曼不仅喜欢中文，也喜欢中国的生活方式。3年前，他娶了现在的上海太太。那个时候他在香港一家老牌英资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办事处工作。

　　在全世界拥有400多名律师的斐格律师事务所是个跨国公司。这在美国只能算是中等规模。“我们试图改变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的典型的美国律师的日程表。如果说斐格有什么特点的话，我们是一群既重视发展，也不忘记快乐生活的律师。”彼得说。但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看看他们的客户名单吧Target(美国仅次于沃尔玛的第二大零售商)、Mattel(芭比娃娃的拥有者)、Owens Corning——它们都是世界500强企业，还有许多美国中小企业，它们如今都在中国跃跃欲试。2001年斐格在上海设立了代表处。“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正在中国干些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斐格这两年的表现是它创建150年来最好的。”该代表处目前拥有3名美国执业律师，并雇佣了3名中国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

　　变化，在开门之后

　　斐格的上海代表处是目前近150家境外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之一。你不可能在法庭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因为他们不能代表客户出庭；他们不能就中国法律向客户提供咨询意见。但这些限制性规定无法阻挡他们进军中国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方的步伐：如果你在中国至今还没有设立机构，那么你的律师事务所就不能算是全球性的，你的权威地位就有可能被动摇。

　　斐格一样，很多外国律师事务所是跟随它们的客户来到中国的。如今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大约已有300家进入中国。这些企业每年用于法律服务上的开支都在3000万美元以上。他们都有心心相印的合作关系和源远流长的律师伙伴。他们到哪里，律师们也跟到哪里，如影随形。在西方国家，这种关系要比婚姻牢固得多。

　　事实上不是所有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都有“快乐的生活”，很多仍处于亏损阶段。由于政策限制、文化隔阂、语言障碍、收费过高，他们的规模很难壮大，他们的主要客户仍然是美国的那些老关系。彼得告诉记者，斐格95%的客户是美国过来的。当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办厂、与中国企业签合同或者产品在中国受到知识产权侵害时，律师们就要忙得不亦乐乎。当然，外国律师一时间很难精通中国法律。请助手是一个办法，那些中国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不能在境外律师事务所执业，只能以法律助理的名义出现；另一个办法是，与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合作。与斐格有合作往来的上海律师事务所有10家之多。

　　彼得不必担心他们的大客户会越过他们直接与中国律师事务所合作。“在西方国家，公司随意更换律师的情况非常少见，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律师掌握公司很多机密。”上海锦天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美国加州大学法学博士黄仲兰说。

　　其次，中国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和专业化水平目前还无法适应这些跨国企业的要求。据上海市司法局一位高层官员介绍，中国现有律师不到15万，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约0.03%，在美国这个比例是0.35%，英国是0.15%，香港是0.12%。我国目前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人数不超过200人。没有一家年收入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去年上海所有律师事务所的收入之和为5个亿，只相当于美国某家律师事务所一个派出机构的年收入。相比之下，目前世界排名前50强的律师事务所平均人数为800人，排名前10位的律师事务所平均人数超过1300人。年收益100亿美元以上的律师事务所有近20家。

　　再次是专业水平上的差距。中国律师目前主要活跃于民事和刑事诉讼领域——这是法律的“低端”行业，市场广泛但收益不高，而在企业兼并、证券、投资、房产尤其是复杂的跨国经济领域，中国同行“技不如人”。有人做过统计，中国目前懂外语、懂这块业务的律师大约只有2000人。

　　中国自2002年1月1日起实施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被认为是“半开半闭”的门户。但门户毕竟是开了。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全球前50名国际律师事务所，已有一半进入了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他们在中国大陆的11个城市设立代表处，其中以上海、北京、广州居多。

　　“这是合法进入的。以咨询公司、翻译公司、投资顾问、会计师事务所等为幌子，实际开展律师业务的地下和半地下的境外机构至少和合法的数字一样多。”黄仲兰说，“中国律师正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

　　黄仲兰认为这不是一场公平的竞争。那些地下律师事务所不用交税。即使是合法的代表处，根据规定他们只需按照在中国的办公开支的某个比例上缴管理费。一家律师事务所最大的开支是什么？律师的工资。但他们的律师多半在海外总部拿薪。因此他们上交的管理费可以说不足挂齿。那么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呢？他们必须交纳三重税：律师的个人所得税，合伙人的所得税和公司营业税。这使得中国的律师事务所聘请不起高端法律人才。在美国，一个普通律师的年薪一般在10万-15万美元左右，合伙人律师更在50万美元以上。越来越多年轻的中国法律人才流向那里。虽然有关部门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业务开展有明确的限制，但事实上他们正在逐渐突破这种限制。他们通过高薪聘请中国法律人才和与中国律师事务所合作向纵深发展。那些“地下法律工作者”——主要来自港台地区——更是无所不能。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有关部门目前尚无有效的监管措施。

　　应对，在学习中进步

　　黄仲兰建议我们学学韩国和日本的做法。韩国基本不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进入本土设立分支机构。外国律师只能受雇于韩国律师事务所而不能独立开业；日本1986年确定了外国律师在其境内执业的三个原则：一是贯彻相互主义原则，外国律师可以在日本执业，日本律师也可以在该国执业；二是外国律师必须加入日本律师联合会，接受指导和监督；三是禁止外国律师事务所雇佣日本律师或与日本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与合伙，并要求外国律师每年在日本境内的居留期限不得低于180天。日本虽然允许外籍人士参加日本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但因报考门槛甚高，至今只有不到10名外国人考取日本律师资格。

　　再以美国和英国为例。美国以各州为主体对外开放法律服务市场是从70年代开始的。但除了纽约等16个州有限制地开放本州法律服务市场外，其他州仍旧闭关自守。英国对外国律师事务所的进入形式上显得很宽松，没有法律和行业上的限制，但通过移民局颁发工作许可证和境内居留期限进行限制。

　　黄仲兰说，不能否认中国目前需要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像中国石油、新浪网、中国联通等中国企业在纽约和香港证交所及纳斯达克的上市、中国政府海外发行债券以及外资介入的一些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均需要投资国法律的介入和适用，尤其需要提供涉及复杂交易和高科技含量的专业化法律服务。外国律师事务所带来了出色的专业知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严明的纪律，某种程度上还在向海外宣传和介绍中国法律和中国投资环境，在增进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方面功不可没。但一国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的速度和幅度，应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要根据国内法律服务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情况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至少你在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浩英律师事务所看不到任何悲观情绪。外表憨态可掬的该所合伙人律师邹林林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律师。事实上他的确很少出现在法庭上。但他的律师生涯可谓一帆风顺。这位今年还不到40岁的浙江嘉兴人，在1999年拿到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法学博士后、美国纽约州和加州注册律师执照来到上海。

　　在今年9月上旬的一天里，邹林林在他可以远眺黄浦江美景的办公室接到5个国际咨询电话。如今他的收费是每小时250美元。“如果我去外国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工作，我的收费就可能是每小时350美元左右。”邹林林说。那天上午他出席了不久将在上海举办的，关于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的大型研讨会的筹备会议。浩英律师事务所决心今后在这个领域一展身手。下午他要与两家美国公司会谈。一家要在中国开设匹萨连锁店；另一家是世界500强企业，他们正在收购两家中国企业。

　　像邹林林这种“海归派”，在今天中国涉外法律服务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中大多数选择加盟中国律师事务所，而不是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在华机构。“在那里，你只可能是一个普通律师，要当合伙人律师，起码要等上7-8年，但现在，我作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可以直接参与跨国企业老板们的决策，这种满足感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为外国律师事务所工作，你感觉仅仅是在挣钱，而在这里，你是参与中国社会法制建设的整个进程。”

　　如今中国很多新兴经济领域的法规借鉴了欧美的法规。在欧美国家，律师和法官对这些法规的理解和运用较为成熟，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上百年，其中每一条背后都有几个可供参照的案例。但在中国，它们可是新鲜“玩意儿”。中国的律师和法官对它们的理解有时尚不充分。在这种时候，邹林林充当起了一个“普法员”的角色。这是他们这些人的优势。他们熟悉两种文化、两种制度、两个法律体系之间的差别。他们讲外语和母语讲得一样好。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愿意找邹林林这样的人帮助他们处理中国事务。“那些跨国公司的老板有时在我面前抱怨，他们本国的律师对中国法律了解不深。”邹林林说。

　　除此之外，像邹林林这样的律师比外国律师还有收费上的优势。以较优惠的收费获得同样优质的服务，何乐而不为呢？尤其是外国中小企业，对律师的价格还是敏感的。邹林林至今仍坚持使用计时收费制，而不打算入境随俗，改用中国律师喜欢使用的根据标的比例收费的做法。“我认为这种收费方法比较公平。我可能暂时会有些吃亏，但我会赢得越来越多的信任和长期合作的机会。”邹林林认为外国律师事务所的进入一点都不可怕，“我们仍有他们望尘莫及的优势”。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像彼得·纽曼这样的外国律师也在成长。他谈起中国形势来，会用上时下流行的只有中国人才理解的很多习语。他对代表处这两年在中国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但他说，他还有两条意见要提：第一，在中国，当一家企业遭到其他企业知识产权侵权或价格倾销的伤害时，为什么他不能直接将那家企业告上法院，而是先要找工商局或物价局？第二，中国政府在颁布一项经济政策之前，是否能让可能受其影响的有关企业共同参与商讨？中国律师准备战斗吧：“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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