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图书馆史话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8日16:33 北京晚报

　　中国近代图书馆史话

　　刘永胜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年一度最大的图书博览会召开之际，我们刊登此文，以史明鉴。第一个关注西方图书馆的大臣清末，随着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的建立，急需科学技术人才，清廷不得不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点滴改革。1862年（清同治一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兴办的第一所洋务学堂，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京师同文馆最初只设英、法、俄三个馆，挑选八旗子弟入馆读书。1867年增开天文、算学馆，招收部分举人和下级官员，开设天文、算学、化学、物理等课程，外语和自然科学课程由外籍教员担任。

　　由于要向西方学习，清政府就从同文馆里派出了一批年少有为的留洋学生。

　　张德彝便是其中之一，当年，他仅18岁，八品官。

　　张德彝随同文馆的斌椿和英国人赫德出洋游历了英、法、俄等欧洲10国。

　　张德彝在随斌椿、赫德等人游历欧洲时，参观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他惊讶地发现，图书馆内，收藏了共八十余万卷中国图书，有满、汉、回、番各书。而且保存在玻璃架和玻璃橱窗内。他在图书馆楼道上遇一英国人，此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此英国人见中国人光顾图书馆，非常热情，随意地从书架上取下许多中国图书给张德彝展示。

　　在图书馆内英国人可以自由地取书阅览，抄录，这使张德彝非常新奇，并对英国对文化的保护非常敬佩。

　　1864年秋（清同治三年），张德彝随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英国。他再次参观了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他发现：图书馆新增了《大清律》一部……印度贝叶经三卷。

　　同年冬，张德彝专程拜访了馆长德格尔，他俩共同讨论了中国文学与汉字。

　　在讨论中，张德彝意外地发现，该馆又收藏了许多中国、日本的新图书。另外，他非常惊讶地发现还收藏了太平天国军《告示》一张。

　　张德彝是第一个关注西方图书馆的大臣。

　　1867年（清同治六年），清政府派遣外交使团出访美国。一行人员有志刚、孙家谷等人。张德彝以译员身份随团出访。

　　张德彝一行官员考察了美国民办大学图书馆的情况。

　　他们发现，美国民众中，富有文化之士颇多。这些富人，倾其个人财产建造一所大学。设立了西方必学的各类学科，男女同班学习，聘请教员授课。在校内开设了图书馆，馆内图书，角铁书架，倚壁成城。专人管理，任其浏览，以广见闻，严禁携带出门，与点窜涂抹。

　　张德彝这些官员认为，这是美国人“善用其富”的表现。力倡兴办国家图书馆的三位使臣

　　1875年2月21日（清光绪元年元月十六日），中国云南边境发生了“马嘉理案”。英方一手以武力威胁，一手要求清政府派一、二品实任大员赴英道歉。由于郭嵩焘有“知洋务”的声望，便被任命为首任驻英钦差大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大使。

　　郭嵩焘在出使欧洲期间，精心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科学、教育和民主制度以及其他经济、宗教、历史等社会状况。尤其是博物馆和图书馆更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

　　考察后，郭嵩焘曾致信给清政府，信中说道，西方立国之本在于知识、科技和政教，而不是专恃武力。

　　郭嵩焘呼吁中国留学生全面学习近代西方所长，不能只着眼于军事。

　　从这点看，郭嵩焘的新潮观比前面的魏源、林则徐又进了一步。

　　郭嵩焘极为重视西方近代文化的传播，他参观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彼得来恩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

　　郭嵩焘对图书馆的珍品收藏、书库布局、占地面积、进书方法、目录检索、装订技术、借阅管理、防火防霉、馆内开支、缴送版本制度等，都具细考察。

　　1878年（清光绪四年），郭嵩焘赴法参观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该馆除各国图书分室储藏外，还将收藏品分四个院：古钱、图画、钞书、刻板书。

　　中国书籍入藏两万四千部，共有书本式目录四大册，其中明朝的上佳版本居多。

　　因郭嵩焘激进的新潮思想为保守派所不容，1878年，郭嵩焘被罢免归国。接任的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

　　1878年，8月25日（清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曾纪泽被清政府任命为驻英、法钦差大臣。两年后，又兼任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出使期间曾几度参观英、法图书馆，并和馆长探讨中国藏书与西方图书馆的优劣。

　　曾纪泽在出使期间，公务虽忙，但他依然勤奋地读书。这些书，大多是从当地的图书馆里借阅的。

　　曾纪泽在日记中写到：“初至西洋，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又“以为各国之路，尽善尽美矣”。后“入政治学院听讲，又与其士大夫反复质证”，方知：要强国需有书。

　　曾纪泽任期满，回国后，大力倡导西学，并向政府力倡兴办国家图书馆。薛福成是晚清时期“风气略开以后，异学来兴以前”的洋务派人物。他于1889年5月15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六日），被清廷委任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次年初赴任，为期四年。

　　薛福成在使外活动中，非常重视对西方各国文化教育的考察，尤其偏爱图书馆。

　　1891年，3月16日（清光绪十七年），薛福成参观了梵蒂冈教皇的书库。

　　薛福成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考察书库的情况：书库每天向社会公众开放三四个小时，也有长年在这里阅览的读者。书库的藏书有25600种，印板书有22万卷，其中抄书还不计在内。东方各国的藏书有阿拉伯的900种、波斯书65种，土耳其书64种、中国书10种，印度书24种，俄罗斯书18种……

　　同年3月21日，薛福成参观了意大利拿波里的加尔西尼宫图书馆。这所建于元朝初年的图书馆藏书1300种，共6万册，主人拿出了十多种中国书籍请他观赏。

　　同年8月18日，薛福成在英国剑桥大学拜会了美国前驻华使臣威妥玛，并参观了该大学的图书馆。

　　他在《出使日记》中写到：“书库藏书甚富”，专门有一间储藏中国书籍，这些书籍全都是威妥玛在中国40年间寻觅收购的。“凡经、史、子、集应藏大部之书，几无不备，尤难在多精板初印，大半于中国兵燹以前所得。若兵燹之后，则虽出善价，无从尽得矣。”

　　继后，薛福成考察了美国、罗马、比利时、德国的图书馆。

　　薛福成在考察德国时，他发现馆内有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并藏有梵文字汇、蒙古旧史和吐番书籍。

　　薛福成之所以如此重视西方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一是，因为当时他处于洋务运动的风潮中，他是一个力倡洋务运动的新派人物；二是，他先于许多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近代文明，就谈不到社会教育的完善，相反，没有先进的社会教育的完善，也就谈不上近代文明。

　　由于薛福成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的广泛介绍，不但得到国内许多学者所重视，就连清政府在20世纪初实行“新政”时，也将薛福成的《出使日记》列为应试必读的参考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