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秋天的清晨已微微有些寒意，大院里却十分热闹。由于上午有人会前来看望，孩子们早早就起来排练节目。院子的一角，一位中年妇女远远地看着孩子们排练，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她就是儿童村的负责人张淑琴，今年55岁，孩子们都亲热地喊她“张奶奶”。张淑琴告诉记者，中秋快到了，来儿童村参观捐助的人挺多，“我的心情挺矛盾的，一方面儿童村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很开心；另一方面，为答谢好心人，孩子们每天早起排练节目太辛苦，我真心疼。”

　　一级警督创办儿童村专收服刑人员的子女

　　儿童村共有前后两排平房，张淑琴的办公室是最外排平房里的一间。办公室很简陋，里面摆放着几件附近公司送的旧家具。

　　张淑琴以前是陕西省监狱局一份报纸的副总编，一级警督，创办儿童村的念头最初源于一次特殊的采访。她曾经去探望一对儿入狱的夫妻犯人子女。她看到几孔破烂不堪的窑洞前，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奶奶佝偻着身子，带着4个年幼的孙儿女在麦田里艰难地劳动，而最大的女孩因为生病又无钱医治已经死去。

　　“犯罪人员子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一方面，许多犯人尤其是女犯因牵挂自己的孩子痛苦不已，有的还多次自杀、越狱，无心改造；另一方面，那些无人看管的孩子生活没有保障，并且也成了有犯罪隐患的群体。所以，我开始尝试去收养这些孩子。”张淑琴说。

　　1996、1997和1998年，经过她的努力，陕西省三原县和西安市分别成立了3所专门替服刑罪犯代养子女的儿童村。2000年，她又在北京成立了示范儿童村。之所以冠之以“示范”，是希望在实践的同时，也开展一些理论研究，包括孩子的心理康复、预防犯罪、教育问题，还有权益保护问题，然后总结出经验向全国辐射。

　　儿童村有70个孩子每人都曾有心理雷区

　　白静和白洁是孪生姐妹，今年8岁。6岁那年，因为父亲抢劫入狱，吸毒的母亲又狠心地撇下女儿他嫁，无依无靠的姐妹俩被送到了儿童村。据儿童村老师回忆，刚来那会儿，小姐妹整天都不说话，乖得让人心酸。

　　儿童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段阴暗的历史，他们中有的亲眼目睹母亲不堪忍受家庭暴力用刀剁死了父亲；有的从小就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性侵犯；更多的是受到自己犯罪父母的牵连被社会遗弃。

　　24岁的义工小张，是北京某家公司的行政秘书，两年来每个周末，她都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这里帮忙。她说：“我第一次来儿童村时，这里只有30个孩子，当时气氛沉闷极了，孩子们天天皱着眉，对我也很仇视很抗拒，似乎我打扰了他们的生活。30个孩子就像30个雷区，我轻易都不敢碰。我觉得不管父母做过什么，孩子是无辜的。我只是希望能多看到儿童村孩子的笑脸，希望他们别抗拒这个社会。”

　　经过儿童村工作人员和社会义工的帮助，大部分孩子基本已走出了心理阴影。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白静姐妹曾一度对警察特别排斥，因为她们亲眼看到警察把疼爱她们的爸爸铐走了。但现在，白静竟不假思索地告诉记者她的理想是当警察。

　　除了70个孩子，儿童村里还有5只小猫，都是孩子们从路上捡回来的。为了照顾好猫，孩子们自己分了组，轮流给猫咪喂食、洗澡，甚至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零食省下来给猫吃。

　　“孩子们个子高了，懂礼貌了，更主要的是活泼外向、有爱心了。”这是两年里儿童村的老师和义工们最感欣慰的一件事。

　　每年资金缺口15万只够让孩子吃饱饭

　　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温暖安全的家，张淑琴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为儿童村的生存四处奔波。张淑琴告诉记者，儿童村每年收到的物资捐助约为35万元，资金缺口达15万元。

　　“儿童村现在只能保证每个孩子吃饱，离吃好还有一定差距。”张淑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伙食费以每人每月100元计算，70个孩子一年的伙食费在8万元以上；学费一年约6万元；现在儿童村的房子虽然是当地的一个企业家让我们免费住的，租房费是省下了，但房子较破旧，每年都要修缮，外加上重新装的锅炉供暖、水电煤气，一年下来也得五六万元；孩子每年打防疫针、体检以及各种医药费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再加上行政费用、办公费用、支付儿童村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等。“这么个大摊子一年没有50万元是过不下去的，现在有些修缮费用、职工工资我不得不欠着。”

　　“我也想过儿童村不能总依靠社会救助生存下去，必须要自立。”张淑琴因此咬咬牙向顺义区承包了300亩土地，种上了枣、花生、蔬菜等。地租每年是12万元，张淑琴至今还欠着区里，农民的工钱她也正在想方设法筹。她说：“等今年打下的枣全部卖出去，日子会好过一点。”

　　租地之前，张淑琴也找人作过论证，有关技术人员告诉她，最多四五年，300亩地的收成就能赚钱。尽管离赚钱的日子似乎还很遥远，但儿童村却因此有了自立的希望。

　　成立两年身份仍不明儿童村夹缝中求生存

　　除了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之外，对张淑琴来说，最不能忍受的是儿童村成立两年多来至今仍没有一个合法的慈善救助团体身份。

　　北京儿童村的登记注册，历尽艰难。张淑琴最早希望在北京独立注册一个特殊儿童的救助组织，但按现行的社团管理条例，儿童村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部门。为此，她跑了一年多也没个结果。

　　据了解，父母服刑期间无人照管的儿童，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由谁来扶助，我国通行的情况就是由他们的亲属来照看。民政部门只负责照看孤寡老人、烈士子女，服刑人员子女不在其照顾的职责范围之内。

　　另外，罪犯子女也不算司法部门的直接工作对象。

　　于是，儿童村处在了法律照顾不到的夹缝里。

　　处在夹缝中，但仍要生存，今年6月份，张淑琴正式到工商局注册登记成立了北京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8月份，相关的税务登记也下来了，按要求，今后儿童村接收的所有社会救助都必须按6％纳税。

　　张淑琴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即使在夹缝中也终归有生存之道。信报记者 张晓娟 马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