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日前武汉市开始禁止三轮车在市区通行，在这次禁止三轮车的过程中，武汉市政府的许多做法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武汉市政府采用赎买的方法，以等于或高于残值的价格回收三轮车，让三轮师傅们觉得划算；其次，对那些在规定时间内上交三轮车的师傅给予奖励；第三，及时启动社会保障机制，为三轮车师傅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第四，实行有情操作，调动两万多人的街道和社区干部与三轮车主一对一谈判，使得三轮车在短短的十几天内从城区消失；第五，为了彻底取缔三轮车，武汉市政府决定，对无证的三轮车主，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运载工具的，也给予300元的补偿。

　　从没收到赎买，从逾期罚款到按期奖励，从一事一议到系统思维，从强制执行到有情操作，从无视民瘼到合理补偿，其中没有居高临下，有的只是平等的契约意识和新的民主理念，武汉市政府的做法值得称道。但是，在这个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政府毕竟直接投入了1.5亿元，动用了两万多人的谈判队伍，耗费了巨大的成本。

　　如果无视这些制度变革中的成本，今后可能还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我一再呼吁，应该请经济学家算一算经济账，应该告诉武汉的市民取缔三轮车是否划算。处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制度变革尤为明显。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平均十几天就要颁布一部新法律，各地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更是不计其数。

　　当我们在考察这些通过立法程序颁布的新法规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过其中所蕴含的成本？转型期的制度变革将会是经常性的。如果缺乏精细的制度变革成本分析，立法部门像在黑板上写字一样，不断地擦擦写写，整个社会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武汉市的决策既是一次创新，也是一次提醒，它提醒我们认真对待制度变革的成本。

　　其实，现代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契约体系。市民为了更好地协调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以民主的方式选出市人大和市政府领导班子，由这些机构为市民提供服务。当城市中的某些关系需要调整时，市政府必须提供充分的信息，并通过最为合理的途径与市民进行沟通，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变更或解除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城市的土地出让、市民的房屋拆迁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市民契约的影子。

　　但是，对这种现代的城市经营理念，某些地方的权力机关还不太适应，他们在制定相关制度时，缺乏平等的契约意识，总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市民，结果造成了不应有的恶性事件。（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