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妻聂惠琴活了五十多岁，还是第一次进理发店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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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本报记者前锋王建隆

　　编者按：寇金成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应广大读者的要求，记者再次回到哈密山区寇家，详细记录了寇金成半世纪人生的磨难。9月17日、18日两天，记者白天跟寇金成下地干活，晚上睡在寇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土炕上，这个土炕上铺了一层芨芨草和一层旧毛毡，毛毡上铺了一个大花单子。记者和老两口聊天，记录下了他们辛酸的一生。他们说，这辈子经历的磨难一火车也拉不完，一生中的一些事到死也不会忘记。

　　寇金成：这一辈子欠下两个女人的情

　　活到现在为止整整半个世纪了，今后的路有多长我说不准，我想，在我有生之年第一次碰到了记者，无论别人怎样看待我，我都已经习惯了，就想借这个机会，把心中压了几十年的苦闷说出来，也就轻松多了。

　　这辈子我感激的人太多太多，因为他们给了我生存下来的勇气，给了我生活的帮助。我最为感谢的人就是我的妻子聂惠琴，我的大姐寇兰英和姐夫刘国富。

　　我三岁被狼咬去半边脸后，父亲把我这个傻娃娃抛弃了，我不知道那七天七夜里我是怎样活过来的，我想，我现在嗓子嘶哑，说话不清楚，就是在那七天里哭坏的。我懂事的时候，大姐就很疼我，她抱我，喂我吃饭，给我捡破布缝衣服，她就像是我的妈妈似的。

　　我被父亲抱回来后扔在破屋里，躺在一堆草堆上。为了我能睡得舒服些，大姐四处捡来了破板子烂席子，给我铺一个小床。我每天放羊回来总没有饭吃，饿得直哭，大姐就偷偷给我送吃的，从五岁一直到十三岁，我吃的饭全是大姐自己省下来的。十三岁那年，我被父亲赶出家门的时候，我在外面流浪要了一星期的饭。后来叔叔收养了我，大姐还一直在找我。为了找我，大姐被人打，被人骂，被人当成要饭的吐口水，她都忍了。

　　我长大后，大姐嫁到了嘉峪关，她嫁给了一个好心人刘国富。大姐出嫁后，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不知怎么生活，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放羊，我放的羊赶到哪里，哪里的地上都留下了我画的大姐的像。自从大姐给我介绍了聂惠琴后，我生活中的一切，大姐仍然不放心，时常给我写信。

　　1973年，我和聂惠琴结婚了，我们有了孩子，就在我的第三个孩子出世后，父亲去世了，母亲放心不下我，就跟着我生活。

　　惠琴跟着我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罪，也遭了一辈子的屈辱。人们从来不叫她的名字，碰着头了错不过去就问一声：“狼把的婆姨，你干啥去？”这个“狼把”是人们给我起的绰号，也成了妻子的惯名。村民们一叫她就是“狼把家的”。惠琴和我一样，她后来也很少出门了。

　　有一次，一个邻居给了一块羊油炼的油块，她就放了起来，我每次喝糊糊时，她就剁一块放在碗里，我让她也放一块在碗里吃，她总是说：“放上了，我也放上了。”就端着碗到一边吃去了。后来我发现她一筷头油也没往碗里放过，就硬拽住她的袖子，往她碗里边放了一块，她一边吃一边哭：“我在家里呆着不碍事，吃点素的也能行，可你是支撑家的，地里干力气活，不吃点荤的怎么干得动。”这块碗大的羊油块，我一天夹一小筷头，一直吃了三个多月。

　　惠琴知道疼我，她常给我擦身，还给我天天洗衣服，她说衣服不洗，硬了，穿着会割肉。由于她小的时候全身被烧伤，一到夏天腋窝下就容易烂，烂了流好多血，我没钱给她治病，就将墙上的土扣下来捣碎敷在肉上，她疼得经常偷偷流泪。后来，我为她找了一罐婴儿爽身粉让她用，她的疼痛才好了一些。

　　到中年后，惠琴又得了好多病，全身浮肿，一条腿风湿肿得不能走路，尽管这样，春种秋收忙的季节，她都艰难地挪着步子来地里帮我干活，现在，她确实走不动了，浑身肿得像个面包，可有的人却叫她“胖婆姨”。

　　我这辈子受尽了苦难，但我毕竟是个男人，我能撑着，她就不一样了，生了三个孩子，坐了三次月子，没吃到一口荤腥饭，落得一身病。前段时间，我抓了几只小鸡娃，想等鸡娃长大了给她补补身子，可是鸡娃全死了。

　　说到这，寇金成流泪了，他扭过头去，用长满老茧的粗手擦了又擦。

　　他回过头来让记者抽烟。他也拿了一根。记者给他点了，他抽了起来。

　　他那只红肿的眼睛里，又滚下了泪水。他说：“这辈子别人没欠我的情，我欠了她们一辈子。”

　　聂惠琴：这辈子的难一火车也拉不完

　　文、图本报记者前锋王建隆

　　一生最高兴的事

　　金成遇到高兴的事情总是会呵呵地笑几声，笑得开心的时候也忍不住地落泪，对平常人来说的快乐他很难得到。这个泪一生流了没有几次，娶了媳妇落过泪，有了孩子落过泪，子女成了家落过泪……

　　遇到这生中最高兴的事，他落了一个星期的泪。

　　1992年，大儿子寇发东有一天突然写来了一封很长的信，说，到北京工作了。他说啥都不敢相信，让女儿发娟写了一封回信，说，北京我没去过，不知是啥样？可我从画报上看过天安门，如果你真的到北京了，就在天安门前照个相寄回来我看看，我能看到照片我就信了。

　　没过多久，发东真的寄来了相片，天安门好大啊，还有许多人在上面。儿子到北京了，他看到相片还有点不太相信，就把信和相片拿去让我大伯子看看，大伯子一看说不会是布景吧，又看看信封，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北京的地址。

　　“我儿子到北京去了，我儿子到北京上班去了。”金成拿着儿子的相片，高兴地在村里跑来跑去，见人就让他们看相片。

　　儿子有出息了，他给我们争回了脸面。金成晚上回家跟我说，他让村里好多人都看了发东的相片，我一听就生气了：“有啥张扬的，到个北京上班，除了你稀奇，谁家还稀奇？”

　　他顶了我几句，我趴到床上哭了，他就哄我，给我唱歌，可我一直哭个不停。

　　过了好长时间，我对他说：“傻老头子，那天你以为我是生你的气哭？我是为儿子到北京工作高兴的哭呢！”

　　记者了解到，寇发东在酒泉钢铁厂打工时表现非常出色，厂领导就把他派到了酒钢驻北京办事处工作，并在北京租了房子，娶了一个秦皇岛的姑娘结了婚。

　　一生最悲愤的事

　　人世间总有这么一些人喜欢抠别人的伤疤，疤抠烂了还要往伤疤上撒盐巴。

　　三个孩子辍学后帮我们干起了农活，孩子毕竟是孩子，就是累了一天也要蹦蹦跳跳，打打闹闹。

　　沁城乡虽然偏远，但在那个年代，乡里经常来跳秧歌耍狮子的，还有放电影的。一到有放电影的晚上，三个娃娃总闹得要早早回家，胡乱添上几口饭，就跑到乡里看电影，有好几次娃娃半途就回来了，我问他们咋不看了？他们就说不好看。到后来，乡里放电影演节目叫他们去，他们都不愿去。我就问发娟，她哭着说：“人家都骂他们，说狼把家的孩子还穷高兴！”

　　金成听了，气得直发抖：“狗养的，我会找他们算帐。”

　　乡里又放电影了，他提了一个小凳子就去了，刚刚坐在那里，旁边的两个小伙子就说：“谁的嘴那么臭，狼把，是不是你的？”

　　金成气愤得提起凳子就砸，许多人就起哄：“狼把咬他，狼把咬他……”

　　满地人都大笑起来。

　　他气得又流鼻血了，赶快往家跑，跑了一路流了一路，到家时，衣服前面都染红了。我一边哭，一边为他敷凉毛巾。

　　一生最仇恨的事

　　狼把的绰号给金成带来了一生的磨难，孩子因狼把中途辍学，我因狼把不敢出门，孩子找对象因狼把无人问津，狼把金成的半边脸撕掉了，也撕掉了我们家所有的好事，金成这辈子把满腔愤恨全堆积在了狼身上。他常说：“我是个扫帚星。三岁大的一个傻娃娃祸害了全家。”

　　狼成了他一生最恨的东西。1974年10月，他扛着一把铁锹上地里干活，走到一个山梁上时，看到一个牧民放着一群羊。他绕过山梁时，突然看到山沟里有一只狼，狼弓着腰悄悄地跟着羊群，气愤地举起铁锹就追了上去。

　　狼发现了撒腿就跑，他就在后面追，翻过了两道山梁，追了几公里狼早就不见了，但他还是往前追，追啊追，追得实在跑不动了，就躺在大山沟里哭，一直哭到天黑的时候，才从地上起来往回走，走了一路，用铁锹在地上砍了一路，要把狼跑过的地方全砍了。

　　一生最伤心的事

　　金成是农民，起早抹黑，艰苦劳作，还是没有能改变家庭状况。家里十亩地，今年总算丰收了，种了五亩玉米，赶上卖青苗的好时机收入了两千块。前几年，我和其他村民一样，种了油葵产量不高，卖不上好价钱，年年亏本。

　　地里干活对金成来说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情，他没有鼻子，扬土时，起风时，鼻子很不舒服，感到头晕脑涨。由于左脸的肌肉萎缩，逐渐包住了左眼，左眼完全看不见了，右眼也出了问题，眼前总是一片黑一片白。今年五月有天晚上，他拿着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去地里浇水，看不清路，一脚踩空了，栽倒在水渠里。

　　何止这一次啊。他每次浇水回来，不是一身泥就是整身衣服湿透了。金成的视力越来越差，我担心他的右眼视力消失，失去劳动能力，家里的地就种不成了。

　　家里的鸡娃也死光了，家禽什么的就没有了。土地承包那年，生产队给分了一只小牛娃和五只羊，当时分的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牛娃，不能耕地，两个人就用铁锹一天从早到晚翻地种地，牛娃总算长大了，就靠它耕地，劳动强度减弱了，可是六年后的一天，它跌在水渠里淹死了，两个人伤心好长时间。从那以后，两个人就只好又用铁锹一天从早到晚翻地。

　　当时家里有五口人，队里给我们一人分了一只羊。那一年冬季，没有钱买煤，便用两只羊换了一吨煤。第二年春季一天，我们将剩下的三只羊交给一位放牧人放养，放牧人丢了两只，最后一只，儿女们上学实在筹不到学费，便将羊卖了交了学费。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养过牛和羊。很想养牛养羊，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实在是没有钱买牛娃和种羊。

　　狼把的穷儿子不畏苦难成长

　　文、图本报记者前锋王建隆

　　寇家的子女也是不幸福的。寇金成三岁时被狼咬，有人给他取名为狼把，意思是狼吃剩下的把子，这个名字被传开，儿女就成了狼把的孩子，他们上学就业谈婚论嫁都受到了影响。聂惠琴说：“三个娃娃都很聪明，只可惜就是没上出个学来，要不然他们三个都会有出息的。”

　　寇金成把手中的烟灰在桌子角上叩了几下，长长地叹了口气：“哎，全都怪我没本事，挣不上个钱回来供娃娃上学。三个娃娃脑瓜子都很灵，学习也很认真，就是没有钱啊！他们三个人上学的学费全靠亲戚帮助，我种的一点地只能将就着糊个口。”

　　娃娃上学困难些，东凑凑西借借也能将就着，可娃们受不了同学们叫他们“狼把的孩子”。一天，我在地里干活时突然流鼻血了，血流不止晕倒了，地上干活的人看见了就把我抬了回来。血还一直在流，惠琴就用碗接着，我觉得自己可能不行了，就让邻居把孩子叫过来，想交待些事，可娃们回来围在了炕头边时，我看了发东的脸上烂了，他说同学们叫他狼把的穷儿子，笑话他穿了烂裤子，发东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就和他们打架了，脸被抓烂了。听了发东的话，我一下气得又晕过去，等我醒过来后，娃娃们一个个哭成了泪人。我真想死了算了，活着给他们上学带来了这么大的压力，我看到三个小小的娃娃们，如果没有了我，该多可怜啊？

　　我的泪水和鼻血一块流到了碗里，我就对发东说，快去到你大伯家借五十块钱，我要上医院，晚了就活不成了。钱借到了，到了医院我休克了，医生说再来晚一点命都没了。

　　我就这么又活下来了。

　　因为家庭太困难，娃娃们读到初中就不能读了。我觉得都是我连累了娃娃们，我真是一个罪人，对不起他们啊！

　　寇金成和聂惠琴都大声哭了起来。我们给他们递纸巾，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一直坐在寇金成身旁的女儿寇发娟开始讲他们的故事。

　　小时候，我哥弟三人很孤独，邻居家的孩子都不和我们玩，他们经常远远地骂我们是狼把的孩子，还用石头砸我们，我们只好躲回房子。到上学时，班里同学也不和我们玩，也在背后说我们是狼把的孩子，我们伤心极了，回到家里就对父母哭诉，父母听了也伤心，最后一家人哭在一起。我们的学习成绩也受到了影响，迫于同学的冷漠和家庭的经济困难，我哥弟三个在初中都没有毕业。大哥辍学后，父母很无奈，害怕他在社会上学坏，便将他过寄给大姑家，大姑给他联系到酒钢工作，后来，去了北京。弟弟辍学后，在嘉峪关学了厨师一直在饭馆打工。我辍学后，也在大姑家呆了四年，因父母上了年纪，妈妈又身患疾病，我便回到了父母身边。”

　　说实在的，我们兄妹的婚姻多少也受到了父亲和家庭的影响。我大哥每月工资1200元，和大嫂子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1800元。除了交房租外，生活也非常的紧张。尽管这样，我大哥还省吃俭用，挤下一些来，寄给父母，让他们看看病。

　　1999年春节，大哥带着未婚的嫂子来家里过年。嫂子一进家门，看到空荡荡的摆设和破烂的房屋，止不住大哭起来。哥哥劝她，她坐在了那个从没有见过的大土炕沿上。就在这个时候，爸爸从里屋出来了，爸爸的脸使嫂子感到非常的吃惊。她提起包冲出了屋外，闹着就要回北京。后来，在大哥和我们的劝说下，嫂子才勉强留了下来过了一个年。

　　2001年春节，大哥和嫂子又回来了。他们为爸爸和妈妈买了过年的新衣服。这是他们在婚后回来看老人过团圆年，这个年我们一家过得非常高兴，爸爸和妈妈十分的开心。大嫂临走时，要求和家人照一个团圆照，但我爸爸害怕照相后会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便拒绝了大嫂的要求。

　　我？我一个种地的有啥可说的，他也是我们沁城乡的农民。

　　1999年，我在村里修路时认识了一个小伙子。那年，我23岁，我就结婚了。现在，我的孩子都三岁了。

　　我弟弟今年26岁，两年前他也交了一个女朋友。由于家里经济困难，一直没有结婚。两年来，弟弟也没有带她回过一次家，他是担心怕看到父亲的面容和家里的穷困，怕女朋友和他分手。

　　记者走进了我的家

　　记者注：我们上车离开沁城乡的时候，寇家女儿寇发娟交给我们一个折着的纸条儿，她说：“车开了再看，一定要开车了再看！”车开了，我们打开了纸条儿看。我们看了，都哭了。

　　编者注：我们看了，也哭了。寇家女儿对记者的看法，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干好，否则对不起那些生活在底层为生活挣扎的人们，他们实在善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努力工作。

　　“家里来客人了！”妈妈告诉我这句话时满脸堆着笑，一向不喜欢笑的爸爸此时也止不住内心的喜悦，开心的笑了。

　　记者对于我们这个穷苦人家出生的人来说，是一个生活离我们很远很远见也见不着的大人物，只是一个在电视里看见的影子，没想到的是他们真的走进了我们的家门，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是那么平易近人，跟他们谈话，一点也不陌生，也不紧张，他们带着慰问品带着关爱，带着真诚走进了一个半辈子让别人看不起的残疾人家。

　　他们就是晨报记者前锋和王建隆，他们是带着一大帮客人来的，经他俩介绍才知道，这里有市民政局的，地区民政局的，电视台的，市残联的，还有我们乡政府的，还有边防派出所的，我们很感动，在这里说声谢谢，谢谢领导的关心，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多的人来我家，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关心过这个残缺家庭，我们只顾得上流泪，却说不出感谢的话。

　　特别感谢晨报，你们报社有前锋、王建隆这样的记者，是社会穷苦人和命运悲残家庭的朋友，让艰难走路的人感到坎坷的路上洒满着温暖的阳光，有你们温暖的手牵着我们走过今后的路。

　　谢谢那些不知姓名，没见过面的好心人们，你们让我们懂得了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善良的人们就在我们身边。

　　谢谢你们，前锋，王建隆，谢谢你们，谢谢。

　　我会跟着你们的足迹去关爱别的不幸者。

　　进入社会本地新闻的中心人物

　　两个人平常很少出门。他们已经习惯了尽量不和外界打交道。这是他们坐在外面晒太阳。过去他们经常这样，坐在这节树桩上谈自己的心事。他们特别请记者为他们拍了这张照片。

　　邻居，63岁的老人辛天满说：“寇金成是一个老实善良乐于吃苦的男人，也是一个乐于帮助他人的男人。正是他一直不亏他人，在他年幼时遭遇不幸后，到晚年时还能因祸得福。我和寇金成是甘肃老乡，他三岁时被狼咬，没有了半边脸，这是他人生的不幸。50多年过去了，他能活下来，结婚生子，还算是有福。你们报道后，引起新疆各族人民及全国人民的关注和关爱，这是积了大德，给寇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邻居，80多岁的于老太说：“寇金成是一个好人，尽管他不能言谈自然，但他和众邻居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也得到了众邻居的好评。农闲的时候，他经常和村民换工，到他农忙时，村民也给他还工。他们的家庭很贫穷，身体又多病，但他们从不向他人乞讨，靠劳动和邻居及亲戚的帮助养活自已，支撑着家。”

　　于老太批评把寇金成喊狼把的做法。她说：“这样称呼是在不尊重寇金成，在侮辱寇金成，我希望那些叫寇金成为狼把的改掉这种称呼。”

　　这些日子，他成了本地新闻的中心人物。有村民开玩笑说：“老寇，全国都在给你捐款，你快成咱们沁城乡的百万富翁了。”寇金成听了，呵呵一笑：“我是遇上大好人了，我只是希望在好人的帮助下，能有一点钱整整我的面容。只要我的面容恢复了，能和大家一样，上街见个人，能和大家一样，张口吃上一口饭菜，我就心满意足了。”

　　记者在沁城乡街头看到有许多人在抢看报纸。走近一开口问，就被村民们包围了：“你们是大好人啊，这是老寇晚年得福，这下老寇总算有盼头了。”

　　记者看到，每到哈密的班车到了沁城，乡民们便拥上前去要晨报。有的人还掏出一元钱递给班车的驾驶员，让他们在哈密帮着买一份晨报。讨到晨报的人就地蹲在马路边看了起来，乡亲们忽啦啦的全都围了上去观看。乡亲邻居都在议论他，评价他的为人。

　　第一次走进理发店

　　18日中午，就在记者准备上车离开沁城乡的时候，惊喜地在众多的乡民中间发现了寇妻聂惠琴和他的女儿。

　　聂惠琴拉着记者的手，又一次流了泪。她告诉记者：“我现在想通了，我也要走在人面前，让他们看看，狼把苦了一辈子，现在有人关注了，外面也有好心人愿意帮我们了。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残疾人的关心。”

　　聂惠琴还告诉记者：“我今天准备去理发，我活了五十多岁，还是第一次进理发店的门。我要把我的头发好好的修修。”

　　记者马上要求和她一起去。红梅美容美发厅的理发师王红梅为她理了发。王红梅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聂惠琴出门，也是第一次来到我的店里理发，我很高兴。社会都在关心她帮助她，我今天就免费为她理发，也表示我的一份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