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章老人是我们采访的又一位山东汉子，出生于山东莱芜县八里沟村，家中世代务农。姊妹6人中，他排行老五，是家里惟一的男丁。17岁那年，读小学四年级的他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

　　为革命改了名

　　说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老人拿出了一本《莱芜市志》。据记载，“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在各地坚持抗战，组织人民武装，泰山区在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于1938年1月1日在徂徕山举行武装起义，之后成立了“四支队”，即山东纵队的前身。李耀章的老师是位革命者，上课的时候总不失时机地给学生们讲革命道理和英雄故事，“我就是受他的影响才下决心参加革命的。”

　　1938年9月16日，李耀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也就是从这天起，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老人的名字也由原来的李维炳改为李耀章。由于念过书，组织上便把他安排在盘查站当文书。

　　1940年春节，李耀章被调到县里去学习，进行业务训练，住在一个山沟里。不久，敌人扫荡占领了山头，当时山里住着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和十一团。战斗打响了，李耀章跟着十一团的战士一起往外撤退。战斗结束后，李耀章一心想留在部队，可是当时地方部队是不允许随便转到正规部队的。“部队首长经不住我软磨硬泡，好在就我一个人，最终也就同意了。”老人笑着说。就这样，李耀章成了十一团的一名战士，并被选送到卫生员培训班培训了一年多，之后便随部队转战沂水一带打鬼子。

　　打鬼子斗勇斗智

　　回想起那段艰苦的斗争岁月，李耀章老人说，那时一个人就5发子弹，为了迷惑敌人，子弹袋里装满割齐的高粱秆。有时，驻扎到一个村，两个连从村东走到村西，来回走，一走就是半宿。第二天，汉奸特务就会报告给日本鬼子，说村里来了大部队，敌人便不敢轻易动手。“那时，我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白天睡觉，晚上行军。夏天在青纱帐里跟敌人周旋，冬天攻城。”

　　1941年秋，日本鬼子开始了10万人的大扫荡，为避免更大的人员伤亡，保存革命力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部队化整为零，大部分都解散了，许多枪支弹药都埋了起来。当时，李耀章是八路军二团三营八连的卫生员，没有武器，他和战友只好和敌人打游击。“我和另外一个卫生员戴云章遇到了一起。冬天天冷，可没有棉衣，咱俩就躲在石头缝里。没有粮食，就吃花生叶、花生皮，实在没啥吃的，就吃柏树叶子。”见记者露出惊讶的表情，老人坚定地说，为了生存，为了革命，不管多难下咽的东西咱都得吃。咱俩也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身上有一枚手榴弹，他有把菜刀。实在不行就跟鬼子拼命。

　　经历过几百次战斗的李老为抢救伤员只负过两次伤，李老对此颇有些自豪：“当卫生员不容易，要背着10多公斤的两个急救包、四块夹板跟在队伍后面跑，如果不机灵自个先负伤了还咋救人？你总得迂回着躲避敌人的子弹，动作得快。”

　　蒙阴县城里有3个中队近千名鬼子，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李耀章所在的部队在离县城五六里的地方挖好了掩体。距离蒙阴100公里的沂水的鬼子赶来增援，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战斗异常激烈。最后，敌我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战士们跟鬼子拼起了刺刀。“伤员不断地被抬下，我们3名卫生员都不够用，我几乎发疯般地不停包扎，耳边是隆隆的飞机声和大炮声，我已经全然不顾，连伤心都来不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在老人家里有一些宝贝，那是老人用鲜血换来的8枚军功章，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各个时期都有，军功章是老人一生的钟爱。每每摩挲着它们，老人便仿佛回到了那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

　　1952年，老人回到地方，来到鞍山，一直在医疗战线工作，直到离休。虽然赋闲在家，但老人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每看到日本否认侵华历史的消息，他都气愤不已。老人伸出两个巴掌让记者瞧，掌心两根筋明显突起，老人说，都是拼刺刀时弄的，造成手掌肌腱萎缩。说着，他还给记者做了个拼杀的动作，枯瘦的胳膊依然那么有力。

　　闲暇时，他也给邻居的孩子们讲抗日的故事，可孩子们竟不屑一顾地说，那都啥年头的事了。老人担忧地说，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别看老人已83岁高龄，可记忆力却相当好，说起这段经历，老人饱含深情地唱起了山东纵队队歌：“日寇侵略了山东，投降派便挂上了免战牌；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下站起来；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铿锵的歌声在小屋里回响。

　　策划 首席记者 卜庆祥 倪颖 采写 首席记者 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