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浙江省近4万个村进行了村委会选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的浙江首次全省统一村级换届选举。其间，浙江省一部分“先富群体”积极参选，他们张榜言志、公开承诺、组织竞选班子……以自己的方式令此次村官选举亮点频频。浙江省民政厅在今年上半年专门组织专家深入浙江各地农村，对这些富人竞选村官进行系统追踪调查。

　　谁想当官：受益于政策的“先富”农民

　　据粗略统计，在全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共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此外，在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先富群体”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左右。

　　所谓“先富群体”，主要指企业主、工商户或种养殖大户等农村相对富裕阶层。该提法最早由义乌市有关领导提出，认为它较日常的“老板”说法更贴切。

　　据悉，这些“先富群体”大多数仍是当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但其财富规模大大超出了普通农民，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也脱离了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属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农民群体。

　　参选动机：谋求经济、政治利益和为民办事

　　据省民政厅调查显示，这些“先富群体”的参选动机不外乎三类：谋求经济利益、谋求政治利益、为民办事。

　　在第一类谋求经济利益的人中又分两类：有的主要为个人“捞一把”，有的是“保护既得利益”。其中，前者较少。因为这些富人觉得自己经济实力已经足够，“犯不着”、“看不上”去捞村集体的钱；另外，村民们经过几年民主选举的实践，加上对参选人品行都比较了解，这些想“捞一把”的人不易当选；何况近年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及罢免等制度日益规范，也有效约束了这些不当行为。

　　谋求政治利益的动机相对复杂，既有保护既得利益的潜在动机，也有“求名”的社会心理，多数是各种动机相互交织。据了解，这些富人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为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基础，而他们也往往希望通过村委会这个政治舞台，进一步结识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更好地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此外，当村官也是一种社会荣誉，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推动力。

　　在调查中，也发现部分“先富群体”确实是出于公心，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造福邻里，甘愿作出经济上的牺牲。而且这些富人经历多年商海搏击，确实有较一般农民更强的实际能力，在带领村民开拓市场等方面颇具实际操作经验。

　　凭啥当官：具备特有的榜样和示范效应

　　“先富群体”往往具备特有的榜样和示范效应，对村民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同时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优先、勤劳致富光荣的政策引导，其结果在客观上也把富人推上了“农村社区管理者”和“带头人”的位置。

　　但是，也不排除由于现行法规制度尚有不完善之处，当“先富群体”将其运用娴熟的经济手段转嫁至村级竞选，频繁出现请客送礼、派发实物等非正常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投票意向。

　　“贿选”认定：看是否左右民意或大量发钱

　　在瑞安、义乌等地，不少富人在竞选期间，纷纷打出“当选后不要报酬”、“兴办公益事业”、“个人掏钱增加村民福利”、“以个人资产抵押发展村集体经济”等竞选承诺，起到了一定的拉票作用。调查显示，在义乌市，大多数在选举中作出捐赠承诺的富人当选后已兑现其承诺。

　　但关于承诺捐赠和贿选也一度产生较多纷争。对此，浙江省民政厅指出，针对“承诺捐赠”这一政治选举中尚不成熟，但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关键是规范选举程序，构建富有弹性的吸纳机制和公平的竞争机制。同时，明确了认定“贿选”的两条原则：一是选民意志是否受到左右，有无给选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二是看钱物发放是否面广而量大，并要求一定要查实后再定性。在防范贿选上，建议采用召开村民大会集中投票选举的方式；村选举委员会要集中时间、地点、人员，组织正式候选人发表治村演说，回答村民提问；候选人的竞选书、治村演说词、承诺书等，须经乡（镇）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或村选委会同意后，方可公开。据《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