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南方周末》披露了浙江省一年多来秘而不宣悄然进行的“强县扩权”改革，我在心里衡量着它和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自发实行的“分田到户”，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是否具有同等的意义？

　　早在2002年的8月，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就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空降”至20个县级政区头上。从那时起，在经济领域，绍兴、慈溪等市的“一把手”和下辖县、区的“一把手”们在省里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就“平起平坐”。后来，县、区所掌握的权力已不仅在经管方面，一些社区管理职能也被县、区“得寸进尺”。更有“甚”者，原来“扩权”的只是经济强县，现在包括丽水、衢州等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开始给县、区扩权，整个浙江，似乎只见市场不见“市”。

　　浙江人在改革开放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冲劲有目共睹，从“温州模式”到“浙江现象”，很明显，这不全因“勾践后裔”们吃苦耐劳，更有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不怕“呛水”的气魄。在报纸上看义乌市高楼林立的街景鸟瞰图，你很难想象它是一个县级市。而由于它现在所拥有和地级市相等的权力，我们更可想象，不久的将来又会是怎样一幅图景。

　　而相比之下，一些内地地区的窘迫是否在相当程度上是缘于自身？我想，“浙江现象”至少揭示了内地一些地区的三点弊端。

　　一是“等”。我们知道，在当年邓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点“圈子”里，并不包括浙江，但20多年来，浙江人所做出的成绩一点儿不亚于“圈内”。可以这样说，“圈内”先行一步靠的是“母乳”，而浙江几乎全是靠自己摸爬滚打，他们不等，更不愿意等，而是把每一厘钱的利润都看得磨盘大，正是这样“不以利小而不为”，使他们在改革开放早期就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二是“靠”。所谓靠，就是靠政策或资金。而说到这些，在本期《南方周末》上还有一篇《振兴东北要靠市场力量》的文章，文中说，中央对于重建东北，不会再像对西部一样注入大量资金，而仅是为其“松绑”一些政策。其实，浙江人早就自行松绑了，他们不用中央“解扣”，而是自己去寻找政策“缺口”，如“强县扩权”，看似剥夺了一些地级市的权力，而事实上，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合理合法，因为我国宪法规定的行政区划格局中，在中央和省级之下，只有县、镇两级，并没说地级市可管县。

　　三是“惰”。正因“等”、“靠”心理，才逐渐养成了“惰”的习性。一些地方认为，发展就是招商引资，于是纷纷划出一块地来“守株待兔”，或给下级定下指标和任务。似乎没有“外来和尚”，发展就无从谈起。而浙江人告诉我们，其实自己就是“商”和“资”。远的、大的就不说了，近期衢州市委书记就干出了“有失身份”之事——到省城杭州推销“衢州保姆”。在这里，谁是“商”谁又是“资”？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向纵深发展，而纵深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挖掘自身潜力，在这一方面，浙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果说以前内地不知道风该往哪个方向吹，那么现在还不该有所感悟和行动吗？大河报2003-09-2300:00:00责任编辑：郭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