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上海杨浦区“开心人”大药房遭同行打压的事早成旧闻：实现药品平均降价45%，可开张当天，就出现了个别供货厂家要求撤柜的事情，随后，有20多家药厂向“开心人”施压：要么提价，要么撤柜，随后，店堂里数十种药品被莫名其妙地恶意买空。

　　之所以重提这段旧闻，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思考笔者心中始终解不开这个结：为什么“药价虚高”这个老百姓集体深恶痛疾的社会问题始终得不到“开心”解决？

　　政府执政为民，说俗一点就是要与时俱进地让老百姓高兴地咧开嘴笑，做顺应民心、反映公意的实事。对于让老百姓开心的“开心人药房”，政府就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出来竭力支持，对于那些逆民意而行的同行打击，对于老百姓深恶痛疾的暴利顽抗，就应该严惩不贷坚决打击。

　　政府早就应该向无异于“拦路抢劫”的药价虚高下猛药了。药品并非享受性的奢侈品，而是每个老百姓生存、发展健康的必需品。生病了都得吃药，无论多么贵都得消费，从健康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对药品消费的可接近性关系到每个劳动力的健康，而劳动力的健康代表着社会财富创造的可持续性，代表着社会的整体活力的健康水平(非典时期病人对药品和医救的可接近性和应得权利更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从这个公益目的出发，政府应该有效控制药品价格，保证每个生病的百姓在经济承受力上对药品的可接近消费。

　　那么，药价为什么如此之高呢？很多人都认为，消费者所买的100元的药品中可能有30%至40%的钱放进了“黑洞”，主要是那“回扣黑洞”把药价抬得如此吓人。所谓药价虚高之“虚”，主要指这个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宏观角度来看，药价过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过大而政府公共投入过少：老百姓所以觉得药价高，是因为在药价结构中自己支出的比例过大。

　　关于政府预算支出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王绍光教授最近在《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么一组数据：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比重为36%，到2000年，下降到14.9%，与此同时，社会支出的份额(公费医疗经费)也从44%下降到了24.5%。结果呢，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年年攀升，从1980年的23%升至2000年的60.6%，可以看出，过去这些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乖乖！怪不得老百姓觉得药价这么高！政府公共投入减少，也就是说，政府在一步步地放手把“公众的健康”交给市场，如何看病，如何吃药，吃什么药，吃得起什么药，都由市场去打理。

　　可是，“公众的健康”这么大的事儿完全靠市场能解决得好吗？市场能保证药这个百姓必需品对病人的可接近消费吗？事实证明，近年来市场对医疗卫生、药品资源的配置是失灵的。左顾右看就可以知道，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拒绝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在OECD三十个成员国中，医疗卫生费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只有五个政府承担的份额小于70%，而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负担部分不到40%！这就是老百姓感觉药价越来越高最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所以，政府不仅要从保证人民健康的高度支持“开心人大药房”们，还要加大政府对医疗卫生经费的公共投入，因为只有投入更多的钱，才能从本质上起到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才有了控制药品价格让百姓的经济水平能够承受能够接近的“制度性底气”，否则，单纯靠行政命令干预价格，很难制止市场对药价的呼风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