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年来，中国腐败官员携巨款外逃的事件不断发生。打击贪官外逃，已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新的重心。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使我国成为该公约的147个签署国之一。9月2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中国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批准书。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将正式生效，起草中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于今年年底通过。    新闻事件     外逃贪官和资金：“一个黑数”    2003年4月20日中午，58岁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女等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境，据消息人士透露，他们经由新加坡，转道至美国。那里，有她多年前置下的5处高级房产。    狠捞上一把，然后逃到国外，利用中国与他国法律不对接的空子，就此逍遥法外，这样的外逃现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正部级官员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等等，涉案金额逾亿之巨的各种高官显要纷纷逃往国外，一时间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其中除卢万里被缉拿归案外，其余人等均在异国他乡过着优裕的“人上人”生活。    除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外，无法指名道姓的外逃者难以计数，媒体报道习惯引用的数据是：外逃海外的贪官4000多名，涉案金额50多亿美元。    “那已经是陈年老黄历了，现在早已不止这个数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省反贪局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那是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追逃会上公布的数据，如今过了快两年，数字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至于具体多少，他用了四个字形容：一个黑数。    新闻背景     司法引渡的乏力    贪官们外逃后如何能逃避惩罚？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国际法学教授刘廷吉教授说，这些人利用了中国与他国法律衔接上的空子和漏洞。    “根据国际法原则，只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才有强制力要求对方予以引渡。否则，只能靠双方友好协商，视谈判情况而定。而有些国家甚至规定，没有引渡协议，谈判也不行。”刘廷吉表示，引渡问题一直都是国际司法协助中的难点之一，涉及到法律理念和双边关系等多重复杂的问题，一旦发生冲突，很难协调。    刘关星副处长也告诉记者，四川省惟一明确的那例外逃美国的案子，去年下半年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然而由于中美双方没有引渡条约，通缉令至今石沉大海。    我国在司法引渡方面起步较晚，有专家分析说，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一批在经济转轨期间利用手中职务犯罪的人员外逃，才引起有关部门对打击跨国犯罪的重视。1994年，中国与泰国签订了第一个有关引渡的条约，之后引渡问题的双边谈判发展缓慢，迄今为止只有18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协议，而美国、加拿大以及西欧等贪官外逃最多的国家，都没有引渡协议。    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法体系上的相对滞后，也给海外追贪增加了难度。尽管1990年以来贪官外逃情况已十分严重，但《引渡法》于2000年12月28才正式颁布施行。另一方面，有调查显示，1997年至1999年3年内，中国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为职务犯罪非法所得，然而目前为止，《反洗钱法》仍只停留在酝酿阶段，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反洗钱组织。    因此，在反腐力度日渐加强的今天，贪官们在国内的生存环境可谓每况愈下，而外逃就成了低风险、高收益的举措。    新闻解读①     国际公约狙击外逃    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成了各国关注的焦点。这样的共识在1998年的第53届联合国大会上形成一致意向：决定成立特设委员会，专门负责谈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郭阳，曾作为中方代表进行过一次谈判，还参加过两次研讨。    “看公约打击外逃贪官的作用，主要看两个核心部分，一是定罪，二是引渡与司法协助。”9月23日下午，郭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公约第8条“腐败行为的刑事定罪”规定，凡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或给予不应有的好处，以及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接受不应有的好处时，都视其为犯罪，比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行贿受贿罪的规定更加宽泛。    在最为复杂的司法协助和引渡这一块，第16条建议缔约各国“努力加快引渡程序并简化与之有关的证据要求”。这种规定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为日后各国间进行协调提供了依据。    有专家认为公约的积极之处还在于，要求各缔约国在其本国法律中对本公约所涵盖的任何犯罪“规定一个较长的追诉时限，并在被指控犯罪的人逃避司法处置时规定更长的期限”，由此来保证对外逃贪官的长期追惩。    据郭阳介绍，在历经11次艰苦的谈判后，2000年12月12日，联合国在意大利举行签署仪式，中国当天签署该公约。之后两年，中国对文本进行了通盘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最后认为，中国法律与此公约虽然有差别，但无原则性的冲突。因此外交部于去年年底向国务院提出批准建议，今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批准了这一公约，并将于9月27日正式生效。    这仅仅是对外逃贪官敲响的第一声丧钟，另一个即将在年底提交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将在更大程度上超过前一个公约。    新闻解读②     障碍仍然存在    是不是批准了这些公约，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答案并不那么乐观。    “不少人理解为只要有了这个公约，即使两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也可能将罪犯引渡回来，这是错误的。”长期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自力分析说，公约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书，属于非强制性的，实际上还是受有无双边引渡协议的限制，即使有公约，对方也可因为没有双边协议而拒绝引渡。而这些，同样取决于两国关系和具体协商情况。    他说，公约的生效，只是奠定了一个国际法的基础，可以作为一个法律依据，但如果一个缔约国不执行公约，也没有什么具体制裁措施，“这就是国际公约的限制性。它的落实，要靠缔约国之间的协议，靠本国法律与国际法的衔接。”    日前就传来非利好消息，美国国会没能批准通过公约，原因是按照美国法律体系，必须先以国际法为蓝本，修改完国内法后才能批准。    新闻纵深     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事实上，无论国际国内，打击外逃贪官的“紧箍咒”在越收越紧。    8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紧急通知。中纪委派出9个巡视组分赴9省、市召开紧急会议，突击收缴县处级以上干部出境通行证、出国护照，交由组织部门“统一管理”。    据外电报道，仅8月3日晚至8月5日，就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深圳、珠海、昆明等口岸、航空港，查获60多名持护照或通行证，企图外逃的干部，其中有7名副厅级官员，都持有金融机关、海关核准携带出境的外汇证明，携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随身携带60万欧元。    “这是从源头上加强控制，防止他们利用职务便利越境外逃。”一位纪检官员表示。    但仍有不少专家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    四川省反贪局的步根来从1985年开始在纪检、反贪等部门工作，参加过多次追逃，他总结出一个规律：不少官员都是突然神秘失踪很长时间后，才通过单位报案发现其经济问题的，然而此时已经错过了追逃的最佳时机。    “其实这些官员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譬如有些官员的孩子长年留学国外，花费不菲，有些官员收入与支出明显不符，但就是没有部门来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控制，深追到底，给他从容逃离的机会。”    步根来说，把预防工作做到前面，是纪检司法部门应该重视的当务之急。据《南方周末》    外逃贪官在国外    不经过艰苦的“个人奋斗”，他们的双脚一踏上异国的土地，就开始过起了梦幻般的奢华生活。    这当然不是诚实的人所理解的“异国梦”，他们是来自中国的外逃贪官。    捞了就跑    外逃贪官的境遇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藏匿的国家。    截至目前，中国只与泰国、蒙古等十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世界上还有200多个国家没有和中国签订引渡协议。对于外逃到这些国家的犯罪嫌疑人，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能否遣返成功，则取决于众多因素。    这种现状，使一些贪官断定，自己完全可以“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奢糜生活    有媒体介绍，外逃的河南贪官程三昌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购买有豪华别墅和汽车，过着富豪般的生活，还有一个女儿在荷兰定居。    1995年，分别担任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卷款外逃到泰国清迈，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分别更名为苏·他春和威帕·颂斋。陈满雄还做了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他们在自家名下办起多家商行，拥有两栋高级洋房、3辆豪华轿车，混迹当地名流。    隐姓埋名    与程三昌们不同，也有不少外逃贪官相对低调。    在美国大城市如洛杉矶、纽约等，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豪华轿车、穿昂贵衣服的中国男女。这些人有自己的交往圈子，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不过，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    东躲西藏    当然，有一部分外逃贪污分子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在贪污银行储备金案发后，携带巨额现金偷渡过程中被“蛇头”层层盘剥而不敢报案。在泰国落脚后，由于分赃不均，两人反目成仇，谢炳峰竟用40万泰铢雇一个“烂仔”追杀麦容辉。钱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残酷的现实促使麦容辉选择了投案自首。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干部陈新，曾携带4000多万元人民币辗转潜逃于境内外。68天的逃亡途中，他先后在成都、广州、海口、湛江马不停蹄地周旋，在越南、缅甸境内疲于奔命，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    2000年8月22日下午3点，从蒙古乌兰巴托飞至北京的航班降落在首都机场。在4名中国干警的押解下，侵占200万巨款的北京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走出飞机。    他是1997年8月《中蒙引渡条约》签订后，第一个从蒙古引渡回国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