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维：我刻了祝福祖国印(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03日07:46 新华网

张国维：我刻了祝福祖国印　　这个国庆节，北京地坛公园成了老百姓的一个好去处，不仅因为这里的“书市”可以满足读书爱好者的需求，本报组织的“祝福祖国”万人大拼图活动，也足够吸引读者的眼球。“祝福祖国”印章的作者张国维的现场签名盖章活动更是让读者们排起了长队。

　　10月1日一早，在地坛公园的南门和西门，由本报小红帽发行人员为读者发放《发行特刊》，读者凭发行特刊到方泽坛参加“祝福祖国”万人大拼图活动，“祝福祖国”四个大字是一幅放大了的印章拼图，有400平方米大小，左右各由“五谷丰登”、“繁荣昌盛”的对联组成，字高十厘米，台前放着四个大个儿的粮斗，读者可以亲手舀了粮食放到字模里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个活动持续七天，每天读者都能从报纸上知道拼图完成的进度。

　　在发行特刊上加盖篆刻家张国维的“祝福祖国”印章留作纪念也是活动的内容之一。

　　10月1日当天活动开始前一个多小时，张国维就到达了现场，看到巨大的招贴画上“祝福祖国”印章的效果图，他非常高兴。走过印章拼图的时候他还是习惯性地又仔细看了一遍放大了的印章说：不错，效果不算失真。

　　有读者问张国维，为什么“祝福祖国”的国字左下方那一横不能往下一点，张国维回答，是特意这么做。因为这方印章是红底白字，留红和绘画里的留白是一个道理，既是艺术上的考虑为了好看，同时也为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排队等候盖章的读者每个人都争着要求张国维在手里的报纸上签名，其中一个60岁左右的老先生问起这个签名用字的讲究，张国维回答是用怀素字帖里的字形作签名的。

　　父亲看了这方“祝福祖国”印，点头称是，张国维这才放心

　　接到《北京青年报》的邀请，刻“祝福祖国”印，张国维非常高兴。这位出身于世家的篆刻大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自幼秉承家学，十四岁即操刀篆刻，至今治印超过万枚，他的印章以精方古朴、严谨有序、刚柔相济的风格著称于世。

　　“祝福祖国”印章是张国维的又一个心血凝结之作。从创意到完成用去整整一天的时间。他说这是因为这枚印章比通常的印章要大，刻大印和写大字一样需要功底，一枚小印章可能看不出什么，如果功力不够，一枚放大了的印章可能就把所有的瑕疵都放大了。1997年香港回归，画家李延声创作了一幅巨型画作，为这幅画刻印刻的就是大印。张国维对此总结了相当的经验，那就是一定要考虑到篆字之间的间架结构。而这枚“祝福祖国”印，还要在字形上充分考虑读者的参与性，“让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出我们对祖国的祝福，而不是单纯追求艺术上的好看而让大多数人看不懂”。

　　确定了用篆字，张国维先用毛笔在对开《人民日报》那么大的纸上写了几遍，每一个字都有A3纸那么大，然后又放到A4纸上写了十几遍，直到自己满意才开始在石头上打墨稿，真正到下刻刀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完成了这件作品。之后他把字样扫描放大挂到墙上，端着一杯清茶看了半天，松了一口气，这活儿干得不错。张国维的父亲也是金石治印方面的专家，参与过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的评议工作，看了这方“祝福祖国”印，点头称是，国维先生这才放心地去休息了。

　　“祝福祖国”印身是仿清代乾隆古玺，用料是内蒙古巴林石，石质细腻通透，在灯下隐约可见石头的纹理。字样儿是汉白文。张国维说能为《北京青年报》的读者服务是他的荣幸，让更多的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是他的责任。

　　奥运会会徽宣布时，张国维扭过头告诉正在看电视的父母：“罗格用的印章是我刻的！”

　　北京2008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让世人了解了中国古老的印章文化，也让张国维因篆刻“罗格之印”名满天下。

　　亿万电视机前的观众中可能有人还记得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的那个有趣的举动———“我要以你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来确认会徽！”他把自己的名章“罗格之印”盖到“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方案旁边，让人们领略了用一枚印章去确认另一枚“印章”的故事本身带来的趣味。

　　奥运会会徽宣布的时候，正在家里的张国维看似不经意地扭过头告诉正在看电视的父母：“罗格用的印章是我刻的！”其实他的心里充满了自豪。70多岁的父亲当时也很激动：儿子的印章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令人高兴啊！

　　其实“罗格之印”并非第一次被使用，北京2008年奥运会组委会正式成立时，在罗格先生发来的中文贺信里，一个精致的中文篆刻名章———“罗格之印”就成了点睛之笔。那应该算是罗格先生第一次使用他的名章。说起罗格先生的这枚印章，其中有一段和张国维有关的故事可以讲。

　　2001年8月，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来北京观摩大运会，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先生发现他总是对汉字名签感兴趣，甚至问何先生自己中文名字的写法。何先生当即表示要送他一方印章留作纪念。

　　2001年中秋节前后，何振梁委托身边的工作人员找到张国维，请他精心刻制这枚特殊的名章。国维当时选用了福建寿山石用作印章的材料，印章3.2厘米见方，12厘米高，罗格之印几个字用的是阳文小篆，线条简单、清晰明快。9月18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执委会时，何振梁先生把这枚印章送给了罗格主席。罗格当时非常高兴:“这是我收到的最令人高兴的礼物。”并表示今后所有给中国的正式文件中都要用这枚印章署名。

　　2003年3月28日下午，北京奥组委代表团一行7人来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专门送审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方案。

　　当“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定格在国际奥委会官员面前时，在场的人都热烈鼓掌。罗格主席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方案“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

　　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主席要在会徽样本上签名确认。沉稳的罗格就是在这时给了所有在场的人一个意外的惊喜：“我要以你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来确认会徽！”旁边的秘书递上了罗格自己的中国印章和印泥。只见罗格从印盒里取出印章，饱蘸红色的印泥，在会徽样本左下方端端正正地盖上“罗格之印”。随后，他又在印的下面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奥运会会徽公布的第二天晚上，何振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张国维打来电话：“我刚从何主席那儿过来，何主席说你为奥运立了功。”

　　张国维的朋友们打电话来道贺，有的人会和他开玩笑“罗格在家吗？”国维的儿子小名叫肖邦，朋友们说你们家再多一个洋名也没关系。

　　张国维说评书评画的人和文章都很多，但评印章的人和文章却少，因为相比于从事书画的人，刻印章和懂印章的人也比较少。但是因为有了奥运会会徽这个契机，有更多的人欣赏并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这让国维特别开心。他说现在琉璃厂的石头都变得好卖起来，人们又开始喜欢印章，送礼物的时候他们选印章，是因为看中了石头的不朽，以及印章上传承着的文化。

　　祖父刻了“开国大印”，他留给儿孙更多的是精神食粮

　　要想简单地了解刻印，去刻字厂看工人师傅的操作就行，五分钟就能刻一枚名章，但是想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用张国维的话说也是学海无涯。

　　张国维的祖父张樾丞，一生治印超过十万枚，民国年间许多著名的公私印鉴都是他刻制的。比如北京大学授予学位用的印鉴、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上的“中央银行总裁印鉴”，末代皇帝溥仪在位时的收藏章和鲁迅先生的藏书章等等。但是最让全家引以为荣的还是祖父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开国大印”。现收藏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

　　1949年6月，当时的政协常委副秘书长齐燕铭找到张樾丞，正式通知他说他是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特地来请张先生为新中国刻制一枚国印。当时张老先生设计了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的印文样本，印样送到北京饭店。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参与了印鉴字体的最后审定。毛主席确定了国玺上的字用宋体字。后来张樾丞老先生对家里人讲：“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确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真是念着老百姓的。”后来中国的各级公章都用宋体字。宋体字成了中国政府用鉴的标准体。

　　张樾丞老先生在治印过程中一直严格保密，除了儿子之外，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在刻国印。那是一枚3.5寸见方的铜印，比政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印都大。“篆刻这种印玺是有特殊规矩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而且交活儿时印的四角都要高出一点，待正式启用前磨平，算是启封”。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印与其他数百枚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印章一起转交给国务院。会后，国务院及其他国家部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统一改用中间带国徽的圆形印鉴。开国大印被藏入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张樾丞老先生也给周总理、朱总司令刻过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印也是他刻的。

　　张国维说祖父留给自己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要远远多过物质的东西。特别是他那个时代的老人以及父亲这一辈的老朋友，把他当自己孩子一样的教诲，影响虽间接、模糊却极其深刻。

　　他小的时候在琉璃厂，许多老先生就坐在门前台阶上，讲他们和爷爷之间的交往旧事。读北京大学中文系，书目中的许多大家、名家都和爷爷交游甚好。鲁迅日记里曾有记载，自1917年3月至翌年10月间，鲁迅先生曾先后三次到祖父开的同古堂刻印，共得五枚木印，三方石印。日记原文是“托师曾从同古堂刻木印三枚，颇佳”。鲁迅先生当时给张樾丞老先生的书信后来被国维的父亲捐献给了国家，也成了文物。

　　歌唱家李双江给学生讲课，张国维听到的却像是在讲印章的刻法

　　尽管张国维强调艺术家需要天分，不是多刻苦多努力就能出人头地。但是听其朋友描绘他的生活：“我有的时候晚上去看他，看到的他总是一个人在灯下，拿着一把刻刀找那石头的麻烦。”谈笑间也说出了他对学业不敢有的少许懈怠和荒疏。

　　书法家不一定是篆刻家，但是篆刻家一定得是书法家，为了这个一定，他有多少时间在写字上，有多少时间在看字赏字上，他自己也说不清了。反正他家里的一张乒乓球案子可以有三个作用，最常用的是在上面写字、刻章，最少用的才是乒乓球桌本来的用场，和朋友一起打打球，活动一下筋骨，练练臂力。

　　在琉璃厂长大，受中国古文化浸润很深的张国维喜欢逛书店，并且很少有空手出来的时候。到他的家里，你能看到他小时候用过的行军床，现在仍在用的朋友送的军队的棉被，以及不那么先进的家用电器。但是他墙上挂的一幅画、书架里放的一本书的价值可能就能改善他的物质生活。他的爱好还是在买好书上，并且自认为的那些好书是只敢开箱、不敢上架，不是怕人家借，是怕借了不还。他说，要是烟酒，多贵都舍得送朋友，因为自己没有那些嗜好。字画选一些好的自己留用，其他也都送了朋友，家里只有那么大的空间，挂不过来。有时他的朋友知道他又把哪幅画送人了都会心疼：他的手太松了。

　　他读书涉猎内容极广：书画、古建筑、音乐、服饰、诗词、古文字、人物传记等等。都说功夫在诗外，观察国维，他的章能刻得好，遵循的仍然是这个道理。

　　钱钟书先生的《通感论》，对张国维启发很大。歌唱家李双江给他的学生讲课，国维听到的却像是在讲印章的刻法，音乐上的跌宕起伏，在刻章的过程中他完全可以真切体会。也许正是这些不一样的感受才让他手下的印章充满灵性。

　　故宫博物院展览宋画，张国维一周内去了八趟，中午就蹲在故宫门外吃盒饭，吃完了再进去接着看，这算是他的“养眼法”。这也是那些画家朋友喜欢他的印章的原因，因为他能深刻领会不同画家的不同风格，印和画才能够相和谐、统一，风格相近、融为一体。张国维说懂画家的画，就像别人懂你的印一样令人愉快，比如国维刻了一枚歪歪扭扭的印送给一位老革命家，他老人家懂那印章的价值，欣欣然收下了，他就感到很愉快。

　　一次他与人话不投机，又把名片要回来，当面把手机号码划掉

　　二十多年的艺术文化生涯，张国维刻的印中不乏名流学者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印，但是他却很少和人讲他们都是谁，以及刻印的过程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问得急了，他就笑呵呵地打圆场，刻得太多，记不得了。聊得深了，你才慢慢了解一个真性情的国维，重学问、重感情、经常会冒出点正义感来，比如看到街头有民工拆房毁了文物，他会上前阻拦；看到街边有人打架，他打手机报警，本来自己有事，还得花时间配合警察去说明情况、他们是怎么打起来的。用他父亲的评价，难得一个人到了四十岁还能保持童真。

　　张国维每天会接到很多电话和条子，都是各方朋友要求刻印的，有时看他忙不过来，对方说就是刻一个姓都行。他说对真正的朋友，就是这一天下来再累、哪怕就是躺下了都会强打精神坐起来把任务完成。有时候他也会不接电话，特别是对那些不懂印章艺术、附庸风雅的人。有一次他在一顿饭后发现和人家话不投机，又把送出去的名片要了回来，当着人家的面把手机号码划掉，告诉人家自己平常不开手机。这和平时随和谨慎的张国维相比，也算小露峥嵘了。

　　要是国维把你的手机号存他手机里了，那他一定是把你当朋友了，有时他也发愁，人缘太好，存不过来。一经是他的朋友，他也就不怕累了。人民政协报的孙炜对这点深有体会。他的两个新加坡朋友听说国维的章刻得有名气，就托孙炜帮忙讨章。张国维二话没说，买了两块上好的寿山石刻好了送过去说是要支持孙炜的国际交往。

　　张国维这辈没了鲁迅这样的大师，但是他和萧乾老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和史树青老人的一些谈话，在他看来都是极其可贵的教诲。史先生对他的褒奖充满了对后生晚辈的爱护。

　　他自己有记日记的习惯，一两尺厚的日记都是他的一些心得。谈到一位博士生的母亲卖了房子供儿子读书，张国维的眼圈先红了。他说那无异于砍断船帮还要让船前行。他自己既记得外公时代家里就有汽车，有两个保姆的日子，也记得家里受穷时让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的时候，所以能以特别平常的心情和人交往。

　　有时候，一些少年宫的孩子来找国维索要章，他也刻得一丝不苟：“别小看这些孩子，你今天认真对待他，给他一个支点、一点帮助，说不定过三十年五十年他就又是一个徐悲鸿呢。”

　　为报社刻“祝福祖国”印的消息见报后，一位聋哑人来到报社，说他在报纸上跟踪张先生的消息已经有几年了，他希望能见到张先生并请他为自己刻一枚印。我把电话打给国维，他二话没说，只说一定会刻这枚印。（文/王丽文）（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