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有关“三陪女”借故敲诈钱财的文章刊出后，引起社会上很大反响，连日来，又有很多读者致电本报，向记者讲述了类似的被敲诈经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三陪女”是如何知道通讯地址的？

　　两个月前，曲阳县的李先生收到了一封从邢台发出的、署名“张青”的信件，这封信是原单位转给他的，信中要求他将2000元钱汇入河南安阳建设银行的一个人账号。李先生说，他一看就知道是敲诈信，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还是很纳闷：“三陪女”是怎样知道他的地址的，还是以前的单位地址。石家庄的张先生则说，他原来单位所在的街道几年前就改名称了，但他接到的敲诈信上写的收信人地址还是以前的……

　　记者汇总这些信息后发现，虽然这些收信人都曾在收信部门和岗位上工作过，但或多或少存在误差：有的已经退休在家；有的已经调离原单位；有的人的单位地址或名称已经更改；还有的已经离世，却也收到了“三陪女”的敲诈信……从这里不难看出，地址问题绝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重庆市一位退休干部说，除了“三陪女”的敲诈信，他以前还收到过“五花八门”的单位的邀请函。出于好奇，他曾经问过其中的一个单位，他们是怎样得知他的地址的？得到的回答是：通过《中国政府机构名录》。

　　据重庆这位退休干部推测，“三陪女”可能也是通过类似的渠道得知被敲诈对象的信息的，但他们使用的可能不是最新版本————这也许是收信人的地址、职务等信息存在误差的原因。

　　本报记者：刘丽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