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开放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力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伴随着与国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开放程度的深入，“跨国家庭”在我们的城市中已不鲜见。

　　这里说的“跨国家庭”指的是一个核心家庭的三个成员天各一方，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为了自己的事业或学业，忍受和家人分离的思念之苦，少了许多天伦之乐。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此类家庭还将更多地出现在上海，出现在中国。“跨国家庭”的数量也是衡量一个城市“跨国程度”的一个标志。

　　成先生“儿子最爱国”

　　成先生于1990年到美国攻读法律硕士学位，在国内，他学的是海事法，已经拿到律师执业证书和硕士学位，但他觉得，要在国内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到国外去进一步学习，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成先生是个具有极强进取心的人，他不久就通过了GRE考试，并获得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奖学金，远赴大洋彼岸，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次年，成先生的夫人卢女士也以2200多分的优异成绩考出了GRE，抛下年仅3岁的儿子，飞赴美国留学。这样，夫妻俩就和他们的儿子分开了。为了学业和前途，他们义无反顾。

　　毕业后，成先生在国内驻美国的一家金融机构内工作，待遇和工作环境还算不错，但他觉得发展空间不大，便于6年前的夏天自动请辞，离开了那家单位，到香港谋取发展。

　　现在，成先生在总部设在香港的一家新加坡公司里担任法务部高级经理，月薪达到4万元人民币。更加让他“扬眉吐气”（成先生自己的说法）的是，公司高层很信任他，将他和新加坡的本土员工一视同仁。

　　就在成先生初展宏图的时候，成夫人卢女士也从美国一家著名的航空公司跳槽，到了国际红十字会设在西班牙的一个分支机构，任地区负责人的助手，展开了她事业的强劲翅膀。

　　这样一来，成先生一家就分别居住在了香港、西班牙和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跨国家庭”。一年中，他们一家人离多聚少，最多也就在春节期间团聚一下。但这个短暂的团聚后是更长时间的分离。所以，去年春节，当卢女士借工作机会和丈夫顺道回上海时，在上海耀中国际学校就读的她儿子几乎认不出母亲了！

　　为了事业，舍弃家庭，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对此，卢女士只能无奈地苦笑。而生性幽默的成先生则说：“我们家里，就我儿子最爱国，他总是居住在国内的。”解嘲也好，实话也好，只有成先生自己和他的妻子能够领会其中的滋味。

　　罗先生“留守先生”

　　罗先生在一家媒体供职，是老资格的发行人兼经营人才。出国之前，他的夫人荆女士是沪上一家大型国有医疗器械企业的销售人员。

　　5年前，荆女士嫌单位里对她不够重视且经济效益太低而改弦更张，自己开公司，招兵买马，干起了医疗器械销售，自己作了老板。

　　荆女士原先不愧为公司的骨干销售人员，自己单挑后不久，她就因为业务空间太大而感觉应接不暇。她很快又招收了一批员工，将公司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多。罗先生则利用在媒体工作的优势，为她的生意提供信息、拓展渠道。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有着外贸脑子的荆女士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去海外发展。说干就干，她立即例行了报批手续并得到了出口许可证。

　　3年前，荆女士的出口业务首次超过了国内业务。现在，她销售的医疗器械在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小有名气，提起荆女士，很多医院的医护人员都会带着赞许的神情说：“MsJing，中国的女性，了不起！”

　　积攒了一些钱财后，荆女士就考虑为女儿今后的前途铺垫道路、奠定基础。两年前，和丈夫商量后，让女儿远涉重洋，赴新西兰留学，学习国际金融投资。这样，罗小姐就成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娃娃队伍中的一员。

　　因为业务关系，一年里，荆女士虽然也多次回国、到上海，但也正是因为忙于业务，她总是来去匆匆，和丈夫见面简直就像外交碰头，以小时计算，倏忽来去。

　　当我问起罗先生，这种“跨国家庭”生活的状况和感受时，罗先生倒是一脸的坦然和直率，说：“我觉得很正常，没什么啊，老婆为了事业，女儿为了前途，我虽然什么也不为，但我是在后方支持她们啊。我们晚上经常在网上打打牌、聊聊天，下下五子棋，也蛮有乐趣的啊。”

　　罗先生说，假如没有互联网，他不能想像这样天各一方的日子怎么打发，“那简直是一种煎熬啊！”他充满感慨地说。

　　洪先生“飘一族”

　　赵女士中等个子，恢复高考后，她是华东师大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后，她在位于上海西南的一家大型国企里供职，还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小有名气的女诗人。80年代末期，她被借调到市里的一家文化单位，后来以工代干，享受准公务员待遇，一直到几年前提前退休。

　　赵女士的丈夫洪先生原先在一家著名的五星级酒店任职，负责管理一个大型餐厅。后来，他在工作中结识了澳大利亚某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在那个首席代表的帮助下，次年，洪先生就飞赴澳大利亚留学，学习酒店管理。

　　那以后，他又转道瑞士，继续学习酒店管理。现在，洪先生是上海某著名五星级酒店的副总经理。虽然身居要职，但因为工作需要，他必须经常出差，洪先生自己打趣说：“我一年365天时间是这样度过的，三分之一在中国，三分之一在外国，还有三分之一在空中—飞机上。”说完，他自己也忍俊不禁，笑出了声。

　　3年前，洪先生的儿子从上海大学毕业，洪先生考虑到儿子的状况，便力主儿子出国读书，以谋求更灿烂的发展前途。但这个意见遭到赵女士的坚决反对，她认为现在国内的发展前途和空间一点也不比国外差，儿子在国内完全可以大展宏图。尽管她振振有词，但洪先生知道，妻子是舍不得儿子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家，离开她去人生地不熟的外国求学、深造，她怕儿子不适应国外的生活，怕儿子学成不回来，让她空守寂寞。

　　可是，赵女士拗不过丈夫，他们的儿子还是听从了父亲的意见，远涉重洋去了欧洲，在德国的波茨坦大学学习法律。

　　现在，洪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做他的“飞鸽牌”，洪公子则仍在德国学习，赵女士还是留守女士，一家人三分其处，距离隔断了团聚，但距离也增添了思念，在电话里、在网络上，赵女士和儿子总是其乐融融。

　　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洪先生淡然一笑，他说：“我们这样的才是真正的跨国市民，我呢，可以说是‘流离失所’的，也可以说是极其前卫的。按照时髦的说法，我不是‘飘一族’吗？这种状态有什么不好呢！我看不出。”

　　是不错！

　　今年国庆，为了表彰洪先生对工作的杰出贡献，他所在的酒店特别奖励他带全家去欧洲度假一周。这样，洪先生一家就不在中国、而在欧洲团聚了，这更加浓了这个家庭的跨国色彩。另一方面，此举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赵女士对丈夫长年不归家的抱怨，更支持洪先生的工作。

　　张先生“中美合作”

　　张先生在日本一家大学化工企业任职，10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使他的一举手、一投足看上去都恰似日本人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国的时候，张先生的北京妻子不愿意回国，而转道去了美国。俗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张先生知道妻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他阻挡不了，就一个人郁郁寡欢地回到了上海。

　　因为距离的阻隔，因为感情弥合不了太平洋这道巨大的鸿沟，张先生很快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劳燕分飞了。

　　说来也巧，回到家乡后不久，在一次国际马拉松比赛中，张先生认识了美国姑娘Smith·Bevery，她的中文名字叫“白薇莉”。白薇莉是个很典型的美国人，为人热情直率，性格爽朗大方。半年后，张先生就和白小姐结成了秦晋之好。又过了半年，张先生和白小姐的爱情结晶一对龙凤双胞胎降生了。

　　这以后不久，张先生被总公司由中国部调入海外部，派驻马来西亚，工作时间三年。这样，他就和美国妻子分居了。他在马来西亚，妻子和儿子女儿在中国。

　　今年初，白小姐被她所在的公司委派到匈牙利分公司工作，她本想拒绝，但一想到这是她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再说，现在找理想的工作也不那么容易。于是，便咬咬牙接受了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半，但这对白小姐来说，也是够难受的。

　　这样，张先生一家4口就“天下三分”了：儿子和女儿在中国，由他父母帮忙照看，他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妻子在欧洲的匈牙利。

　　在这种状况下，张先生只能通过电话、互联网和妻子联系，倾诉衷肠，沟通信息，联络感情。他风趣地告诉笔者说，他们一家对国际电信事业的贡献可谓劳苦功高，工资（包括海外工作补贴）的1／5都化作了国际长途电话费。白小姐则称这样的跨国婚姻很有意思，“人家想谈这样的恋爱还没有条件呢！”她半是揶揄半是幽默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