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湖北宣恩电视台连续几天播出一条特别“新闻”：该县于9月17日召开全县冬季农业开发工作会议，会场上，少数干部坐得东倒西歪，有打瞌睡的，有打手机的，这样的一些“丑态”被展示在观众面前。与此同时，无故迟到或早退的干部也被曝光。对为何要连续几天播出这一“新闻”，宣恩县主要负责人表示，实况播出会场“丑态”，是为了表明县委、县政府整顿干部作风的决心。（10月6日《楚天都市报》）电视台播出少数官员在开会时的种种“丑态”，显然是一种舆论监督行为。然而，如果将这种舆论监督仅仅当作抓好某项工作的“表决心”之举，势必造成对舆论监督的工具化和矮化，这种被异化了的舆论监督必然行之不远。美国现代行政学理论的奠基人威尔逊曾经对公共舆论在监督现代政府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作出深刻揭示，他认为随着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舆论监督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保证政府行政高效的必要力量。在我国，党和政府也历来重视舆论监督在执政与行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所说的舆论监督，而是公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的监督，是群众监督和民主监督的一种实现形式，是“正义”的监督。拿电视台播放官员开会“丑态”这件事来说，作为舆论监督其本质的含义应该十分明显，那就是要通过曝光某些官员的懒散作风，代表公意问责于党政机关和官员个人，促使有关方面采取措施改进官员的作风，兑现勤政为民的许诺。然而事实上，当地一遍遍播放“新闻”的用意并不在此，舆论监督被矮化为有关方面表决心的一件“道具”。这样做的危险性在于，首先，表决心式的舆论监督包含了太多激情式、随意性因素，有初一不见得能够等来十五，监督能否有始有终是一个问题。其次，这样的曝光难以带来多少现实效果，被监督者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应该接受的监督，反而会认为自己只是“点子低、撞枪口”而已，由此而来的抵触情绪反而成为改进作风的障碍。第三，如果舆论监督是用来表决心的，那么舆论监督还值得公众期许吗？离开了公众这一因素，舆论监督将因抽去精髓而意义全无。公正地说，当地党委政府下大决心整治干部作风的勇气值得赞赏。但是，将舆论监督拿来“表决心”的做法值得商榷，这样的舆论监督恐怕走不了多远。《南方都市报》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