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杜智娜

　　【提要】2003年10月1日，是献血管理办法实施5周年的日子。有了法制的途径，献血管理是否井然有序？

　　2003年8月，在北京西城区某医院的病房里，50岁的张先生手拿四张《公民无偿献血证》，生气地说："我不会让儿子也去献血！"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与同在一个单位的妻子响应国家的号召，积极地义务献血，一共献了四次，拿到四张《公民无偿献血证》。上星期，妻子病了，需要用血。他们早就听说有献血证可以免去一半费用，每袋血只要300元，挺高兴自己当年的贡献有了回报。所以，张先生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公民无偿献血证》，医院看过后却告知他们的《公民无偿献血证》已经过期，不能享受半价。过了两天，医院又通知张先生到血库交纳了"用血互助金"，算下来，一袋血就合1000多元人民币。张先生不服气："我们当初献血一分钱没有，现在老了，却要出高价买血，不公平！钱到哪里去了？恐怕又是医院赚走了！"

　　医院：献血者可以报销

　　记者采访了一位在医院血库工作已经十余年的陈医生，他说张先生对医院有误解。

　　"其实《献血证》在使用时和医院没有关系。献血者需用血时，在医院该怎么交钱就怎么交钱，该交多少钱交多少钱。他们只需要把收据和证明收好，持《公民无偿献血证》和本人身份证，回献血地的血液办公室报销。"

　　"公民临床用血应支付什么费用？"

　　"公民临床用血只支付用于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对于献过血的公民，这些费用免交；对于没有献过血的公民，不但要支付这些费用，还要支付用血保证金，也就是用血互助金。如果公民没有献过血，用血时交了用血互助金，那么在规定的时间内他献血了或他的直系亲属献血了，他可拿着交纳用血互助金的发票回血液办公室报销，医院不管这事。"

　　"《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不得买卖。可是医院是在把血卖给病人。那么如何理解《献血法》规定的'买卖'？"

　　"从表面上看，医院是把血'卖'给病人，其实不是'卖'，这是一个循环。血站从献血者那里采血卖给医院，医院把血卖给病人，病人可以拿着《献血证》到血站报销，钱还是回到病人手里的。对于没有献过血的公民，血站收取互助金，扣除血站采血、检验的成本后会上缴国库，血站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血液中心：《办法》出台前无效

　　对于5年有效期的说法，《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拨通了北京市血液中心的咨询电话。

　　"无偿献血是很好的健康储蓄，无偿献血并不是只付出而没有任何回报。无偿献血者在就医用血中享受免费使用一定量血液的待遇，还可以惠及家人。当然，各个地方的规定是不一样的。以北京为例，1998年10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医疗用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参加本市无偿献血的公民自献血之日起5年内免费使用献血量5倍的血液；5年后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第四条规定：参加本市无偿献血公民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不符合献血条件的，自公民献血之日起5年内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

　　"《管理办法》没有实施之前，无偿献血者能不能也享有这一权利？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献血者。"

　　"那当然是不享有了。在《管理办法》实施之前，我国的无偿献血其实是有偿的，献血者献血之后，国家就发给他一定的报酬，与现在的无偿献血是不一样的，《献血证》也与现在的不同。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献血者现在就医用血时，是要交用血互助金的，除非他的直系亲属有人在《管理办法》出台后献过血。"

　　"什么是用血互助金？"

　　"收取用血互助金是一项过渡性措施，旨在促使公民在享用临床输血权利的同时，自觉履行无偿献血义务。互助金说白了就是，人家给你血，你没献过血，你就应该交钱，因为献血是一种互助行为。除已参加过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外，年龄不在18周岁至55周岁范围之内，或是身体状况不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可以免交此项基金。在病情危急的情况下需要立即用血的急救病人，可以先用血，但仍需在用血后一周内向医院交纳一定比例的用血互助金。已交纳用血互助金并用血的患者，其本人或家庭成员参加本省无偿献血的，可在交纳之日起一年内，凭《无偿献血证》及有关证明领回用血互助金。"

　　"交多少用血互助金？"

　　"凡不具备免交用血互助金的公民临床需要用血时，交纳相当于用血量血费3倍的用血互助金。"

　　献血者不知自己的权利

　　记者首先在"北京献血网"上看到一组数字："2003年1月自愿无偿献血统计：东城区-王府井841人，东城区-北京站75人，东城区-三友商场11人，东城区-地坛公园855人；西城区-万通商场615人，西城区-西单文化广场2336人，西城区-西单金象药房237人；宣武区-前门肯德基965人，宣武区-SOGO25人，宣武区-马连道茶叶街31人；崇文区-新世界商场371人，崇文区-天桥商场125人，崇文区-前门燕京商场782人，崇文区-龙潭公园10人；朝阳区-华堂商场22人，朝阳区-国展家乐福595人，朝阳区-蓝岛大厦29人；海淀区-城乡贸易中心458人，海淀区-海龙大厦354人，海淀区-翠微大厦92人；丰台区-街头无偿献血151人；通州区-新华大街185人；平谷区-街头25人；顺义区-街头56人；大兴区-街头96人；密云县-街头1人；武警北京总队967人；中国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室87人；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室44人；通州血站无偿献血室12人；阜外医院无偿献血室1人；密云血站无偿献血室12人；延庆血站无偿献血室1人。合计：血液中心街头采血总量7697人；通州血站街头采血总量2332人；其他血站街头采血总量445人。"

　　以上数据表明，在北京，无偿献血的人很多。有关人士也曾在公开场合承认，目前我国医疗用血主要来源是无偿献血。但有多少献血者了解自己的权利，而不会产生张先生那样的误解呢？

　　黄辉是一名军人，他告诉记者献血是军人应该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7条中提到鼓励现役军人率先献血，为树立社会新风尚作表率。没想过会因为献血给自己带来什么。

　　学校是血液中心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这里血源干净。赵小姐在毕业前献了血，她说一是有纪念意义，自己要走向社会了，该担负点责任；二是她了解到如果以后自己或亲属用血可以免费。对于五年过期的说法，她认为"不可能吧"，很吃惊的样子。

　　小田是北京名牌高校的大学生，他告诉记者，他被选去献血是因为他身体好。同学们也争着要去，可大多数是为了评奖学金时，能加分。至于《献血证》，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黄小姐非典过后参加了单位组织的献血活动。黄小姐说她本不想参加，但她所在的科室属她最小，她不得不去，单位是有名额限制的。"你知道《公民无偿献血证》是哪儿发给你的吗？""我没看，发给我，我就放家了，又没用。"黄小姐笑得有点儿尴尬。"你知道北京对献血者有什么优惠政策吗？"黄小姐的回答是:"不知道。"黄小姐只是提到她献血后，单位让她休息了一个月，还给她发了3000元钱。

　　在采血车上见到的程先生，态度更是干脆，他说他献血只是为了测试自己的勇气，对于《献血法》和《献血证》他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甚至走出采血车时，根本没有要他的《献血证》。

　　也许就是因为在履行义务时的疏忽，使很多人对献血者的权利失去了了解的机会。但在采访中，也有人提出，这些权利应该是采血方主动告知，而且这也有助于献血工作的开展。

　　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得到如此"礼遇"。刘女士已经献血三次，但从来没有一次被告诉她可以享有的权利。

　　门前冷落的采血车

　　2003年9月10日，《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采血车上进行调查。

　　13时55分，记者进入车厢，看到有两位男青年正在献血，记者出示证件后提出想给献血者照相，车长李女士要求先和北京市血液中心办公室联系，记者拨通血液中心办公室葛主任的电话，葛主任对记者提出拍照很是小心，她再三问记者是做正面报道还是反面报道，记者谎称要拍宣传照片，才得到她的同意。

　　李车长见葛主任同意了拍照，急忙收拾献血车上的设备，什么瓶子应该放在什么位置，瓶子用完应该盖瓶盖……她一边收拾一边解释他们工作量大，原本献血车不是这样的，不让记者拍摄不好的一面。在李车长收拾好时，那两位献血者也献完了血。记者注意到采血人员没有对他们说权利之类的话。

　　李车长告诉记者每天来献血的人很多，有时能达上百人。工作人员几乎早上六点多就从家出来，八点到采血地点，晚上十点多才到家。记者注意到每一位采血工作人员的手上都有一层白色的物质，李车长说那是带一次性胶皮手套留下的，天天都会这样，有时都洗不下来。

　　记者问到在采血车上献血的程序时，李车长说："先在车下填写一张表格，然后到车上做检查。检查的项目有：血压、血比重、乙型肝炎病毒、丙肝、艾滋病毒、梅毒等。二十多分钟后结果出来，没问题就可以献血了。"说着李车长指了指车上做检验的桌子，记者注意到那里有些简单又有些零乱。

　　14时13分，第三个献血者才到，记者计算了一下给献血者检查的时间，仅仅八分钟，献血者开始献血了。记者提出拍照，李车长又收拾了一次。献血者献完血后，车上的工作人员送给他一块记念怀表，怀表上写道："以人民的名义感谢您！"同时，李车长详细地对他解说了他可以享有的权利。

　　14时35分，零星来了个献血咨询者，但没有献血。李车长似乎也意识到今天献血的人很少，告诉记者每个周五、周六、周日是献血高峰，人很多。

　　14时52分，记者离开时，才又有一个献血者在填表。

　　记者又去了复兴门百盛商场、马连道茶叶街、翠微大厦、城乡贸易中心、海龙大厦等几个地点的采血车前调查，发现献血的人寥寥无几。因为天气闷热，在车厢外负责填表的人也坐在车厢内。

　　如果宣传到位，如果每个献血者可以从方便的渠道了解到自己可以享有的权利，献血的人也许就不会寥寥无几了吧？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10月下半月)